第105页 作为哲学的考据：清代考证学中的观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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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清代（1644-1911）思想史所作出的诸多评论中，通常都会去指责那一时代的儒家学者制造了文本考据的风气，而这一风气从根本上是具有结构性的。大部分的批评者们否认清代学者的哲学家身份，从而忽视了其学术发展重要性，因为哲学家被认为应该关怀更宏大的社会、政治问题。
     通常的观点认为，宋代（960-1279）以来的儒学，即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哲学观念和阐释上的一以贯之的体系（a synchronic set）。按照这种观点，尽管它显示出了变化的迹象（或者就像通常所认为的“展开”），明、清两代的新儒学正统从根本上而言只是对朱熹和王阳明早已框定的主题和观念的重复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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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们的新儒学先辈迥然不同，清代考证学者强调严格的研究、缜密的分析，以及从古代器物和历史文献与文本中搜集不偏不倚的证据。在儒家学者的讨论中，主要的对象不再是抽象的观念和先验性的合理推论，而是让位于坚实的事实、可征实的制度和历史事件。
       尽管其立场与他们的欧洲同时代者相较，并没有如此清晰，清代考证学者还是将征实置于他们所提倡的、新兴的知识的经验主义论的关怀重心。这样一种研究规划牵涉到将“证”和“征”置于编排和分析经典传统的中心地位。尽管一场成熟的科学革命未尝接踵而来，但是有趣的是，考证学者将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置于他们研究规划中极为优先的位置。
      在一种将精确的科学恢复其在本土传统中理应拥有的显赫地位的关怀的催生下，在经过了在明代所遭受的嘲讽和冷落之后，诸如戴震、钱大昕和阮元等考证学者成功地将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技术方面纳入到儒学的框架之下。尤其是钱大昕，他承认这样 样子一种儒家传统的拓宽，他将其看作几个世纪以来专注于道德和哲学问题的一种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