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

一篇，模仿苏联模式，1949-1957
土地改革
1950年初，毛泽东指出，过去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的空气掩盖了土改的空气，现在土改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大
到1952年秋，已经在90%农村土地完成土改。
最早的渗透，解放军开路，随后干部小组及工作队，最早任务是征税以及支持新政权。第一年，3000名干部被杀。逐渐新政策将负担转移到富人身上，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划分阶层，尽可能取得更多人的支持。树立对立的阶层并围绕其开展工作一直是我A的手段)。组织农会，减租减息，进行“反霸权“。
刚开始较温和的政策阻力颇大，定位为解放农村生产力以及为工业化铺平道路。长期的势力影响，固有的思维贯式，缺乏政策持久性甚至中共掌权持久性的信心，对政策宣传和政策本身的不清晰。造成推进工作不力。
朝鲜战争之后，政策转为激进。强调政治性，阶级斗争，动员群众，制造对抗（又回到老路子上，屡试不爽，也造成了固有的方法论，往后一有问题就用此方法）。第一步，划分阶级成分。第二部，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土地。中农为主要力量，诉苦会，公审。地主被不加限制地处决，200万人？
成果：政治上，旧的阶级已经崩塌，相信新的阶级和党的力量。
经济上，是把全国43%土地分给60%农村人口，相信党的正义性。
既令人生畏惧，又能正确领导。
城市运动（十年风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真相）
1951年2月至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三反五反“
社会改造，加强控制。朝鲜战争及国民党反攻大陆，以及美国的威胁。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是间谍以及积极对抗新政权的人，定义广泛，延伸到地方望族。三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干部，绝大部分是留用以及新干部。五反运动指向不法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但更大的目标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指向高级知识分子。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一直被容忍的一整套非共产主义价值观。摧毁他们的自信和关系纽带。通过罚款、补税、获得股份，派驻干部，查资本家罪行的一系列活动，获得了大量投资和资金，加强了对私营经济内部运营情况的了解。为之后的经济改造打下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1953-1956
第一个五年规划。“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渐进式的，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薄一波，财政部长下台。
1951-1954，整党和建党运动。清除10%58万人，吸收128万。1953年底，650万。建国初期450万。
高岗事件
高岗和饶漱石是1949年至1957年发生的重大领导清洗事件。1953年，事件的起因是高岗希望谋求在八大和领导岗位调整期间，赢得接班人的位置，将刘少奇和周恩来从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高岗是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首脑，东北党政军最高官员。饶漱石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计委委员、华东区最高党政领导。高岗本跟毛泽东关系亲密，在延安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做的不错，收到毛泽东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东北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曾私下谈话，表达对周恩来和刘少奇在经济建设和农业合作社方面谨慎态度的不满。而饶漱石当时的副手，跟刘少奇更亲密的安子文，拟了一份新政治局名单，给与白区更突出的地位，而不包括林彪等红区军事领袖。随后他取得了中南林彪和西北彭德怀的支持，但陈云和邓小平却持反对意见。最后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批评。随后虽然毛希望挽救高岗，但他却在1954年自杀。随后，团结稳定继续为主，林彪邓小平重新在1955年被提升进入政治局。
毛在这一事件中模棱两可，甚至前后不一的态度，以及作为这次4大区域支持的背后重要力量，越发显出自己的力量和威胁。
党的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形式和宪法形式上借鉴了斯大林模式。但一是设立了一个地位更为突出的国家主席，而不仅仅作为代表大会制度的依附；二是没有进行全民平等的选举制度。
从根本上，是国家和党两种等级系统平行的制度，在宪法中没有提到的党是权力的根本。中央委员会只抓革命和农业大权，其他权利归国务院。
对少数民族，打压没有作为主要工具，在取得他们支持新政府的承诺后，首先采取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尊重当地的自治权和文化特点，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渗透，逐渐控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导权。当然西藏、新疆以及回民地区仍是问题。6%人口的少数民族占据60%的国土。目的是改造，但是过程上注重过渡性。
群众组织，如工会，在初期李立三事件后，成为牢牢依附党组织的组织。实际上所有组织都集中精力在实现计划上。
农村合作社（1953-1956年）
1956年底，因为毛泽东的强制推进，农村合作社大大超出计划时间，在年底达到了一个顶峰。
第一次大跃进（1955年11月开始至1956年4月）
反冒进（1956年4月至1957年夏天）主导者：周恩来和陈云。
修改苏联模式1956年开始，扬弃。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1953年斯大林逝世。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重点一：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二是调整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要向下放权，但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产生重大决定。
1956年9月，党的八大，11年来第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已有1073万党员。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整风及百花运动：1956年开始，党的八大就有很多对制度批评的真诚和直接的惊人的声音。
百花运动从鼓励学术争论，被毛泽东认为地专版为整风运动的一个工具。号召知识分子对党提出批评。
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吸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包括过分发展重工业而对农业和轻工业投入不足；重视资本密集型的企业，生产生产资料为主，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足；农业过分发展合作社形式，过分依赖计划来替代价格；中央集权过多，地方权力较少。
李富春：
马寅初：
陈伯达：毛泽东私人秘书和捉刀人
艾思奇：党的理论家，反对批判王实味。
康生：毛泽东亲密伙伴，公安组织
周扬：延安时期党的主要文化官员。
高校教育
高校教育： 在建国初期，初等教育分为四种提供渠道、私人学校、私塾、氏族学校和官办学校。私人学校和私塾为最广大群众提供初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间，在大学间的苏联式的现代教育——培养专业直接能够投入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和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教育需求的基础教育-消除文盲、满足基本生活需求，1956年总人口的78%仍然是文盲，认识1500个汉字。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苏联教育在于减少文科毕业生，增加更多的直接能够参与经济建设的专业技术学生。
 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 
1940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正对领导干部阶层的官僚作风、教条主义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刚开始是针对王明以及其周围的留苏学生、干部群体。期初，知识分子获得毛的认可，较直接、深刻甚至可以说尖锐地对官僚、教条主义进行批判。但当这一批判日益损害到党的形象和超过的党所认为必要的限度，1942年开始，基本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期初撰文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收到鼓励和支持的批判文章，到头来成为令他们自己摔倒的绊脚石。
丁玲、王实味、萧军、罗烽、艾青，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阵地，开始了知识分子第一次批评的浪潮。以鲁迅为导师，甚至和鲁迅曾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掀起这个浪潮。其中，王实味，是第一个在理论上说明必须把某些活动领域与政治分开的人。 
我们的阵营存在于旧的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是有暗。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都有历史
“一度反对不平等的造反者现在变成他们自己不公正制度中的新官僚。 ”多么形象而有刺痛的一句话！这些甚至在延安就已经开始显现了！
1942年4月，党宣布将有3个月的思想意识斗争，在此期间，党机关内一切工作停止，全体人员进行阅读文件和互相展开批评。最粗暴的攻击是针对王实味的。他涉及中央研究院的宗派斗争，他与苏联留学生为一派系，而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理论家另成一派，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和捉刀人陈伯达、历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家艾思奇。这种争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艺界争论的延续，以鲁迅、胡风、冯雪峰讥笑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是“封建的”坚持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而瞿秋白、毛泽东、陈伯达、周扬等主张应该摒弃西方的文学传统，创造以传统文学形式为基础的风格。
 1942年5月，召开大型文艺界集会，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驳斥了艺术必须独立于政治的要求。左翼争论的几个问题，变成官方教义。文艺应该是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要贴近群众，产生共鸣。鲁迅提倡西方的文学体裁和思想，反应社会的阴暗面，冷漠、落后、不公正。而现在的文艺应该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歌颂党。
（党是领导一切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在中国，所有都是党的领导，听党指挥，无法独立。）
王不肯妥协，被送往工厂，精神崩溃，1947年红军从延安撤离，被草草处决。
1942年整风运动标志着开始大力压迫“五四”运动中的多元论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自治倾向，而代之以党指导下的文化和受党训练的知识分子。（现在呢，谈何五四精神，谈何五四精神！）
1948年，短期整风运动（反对萧军），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阵地-上海、香港、哈尔滨。萧军鲁迅的学生，延安的杂文作家，也是除了王实味以外，唯一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作家。下放劳动改造几年后，1946年回到故乡满洲，党帮他办了一个周刊《文化报》。继续表达自己的不满，谴责苏联掠夺经济，谴责暴力土改。
这一次宗派和他坚持的一些与党的政策相左的观点，再次将他推到风头浪尖，他拒绝坐公开自我批评被判处到抚顺煤矿作苦役。
延安努力限定批评的界限，但此次运动将知识分子的批评看做是政治颠覆活动，超出了左翼知识分子和党员的范围，动员了群众和各团体来做批评和斗争，这些措施在后来的运动中成了标准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几年，党需要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来重建整个社会，思想控制是相对放松的。但是党一直以来都还牵着风筝线，他有斯大林控制俄国知识分子的经验借鉴，有延安和哈尔滨的经验，又有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等中宣部的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从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做宣传工作的老干部。
但紧接着就是50年代初就有批判武训运动和丁玲领导的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相对来说此类活动相对克制，预防颠覆而不在于消除批评。
1953-1954年，思想控制相对放松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再度兴起。1953年开始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要求干部虚心接受意见。
1954年中期开始，为统一思想进行经济建设，为第一个五年规划努力，控制再度收紧，用思想改造运动来推进它的经济计划，文艺界的俞平伯、冯雪峰成了最大的替罪羊。他指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而不像党要求的那样说是控诉封建社会的。（又有宗派斗争，政治上的地位始终在文化界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好像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是正义的、正确的。但实际上，一切唯有交给历史和时间来决定）
党的这次运动，要加倍努力搞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西方学术思想。在1954年底，斗争到高潮，从文学转移到了艺术、到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全部领域。
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他要求作家和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治，希望将“五四”时代对专业和文艺标准的关心和文化多元论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国文化。1954年中期开始的运动的高潮，超出了知识界，向全民进行灌输式教育，激情之前未见过。（又是宗派斗争，与文化当局的冲突开始）。
胡风也是延安左翼的知识分子，一直与周扬一伙有冲突。他在延安创办了《希望》杂志，后来也收到压制。1954年上半年他当学全国作协的执行委员，进入了《人民文学》编委会。
他又一次被当成道具，以推进党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个人的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文艺界思想界的斗争一直被用来作为工具，展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姿态）
1955年夏天，反胡风运动有增无减，发展成为恐怖统治，文化机关中的自杀现象屡见不鲜。胡风投入监狱，直至精神崩溃。
百花运动，1956年。反胡风运动过于猛烈，导致知识分子都消极罢工。而农业集体化和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需要他们贡献力量。
1956年5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他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注明口号。这种松动是伴随着经济界的松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在缝隙中谋求成长的空间）
1957年年初，百花运动处于停顿状态。随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次号召知识分子发表批评意见。一方面是波兰和匈牙利群众事件给他带来的影响。从此开始，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标榜自己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
反右运动，1957年6月8日，发动了对百花运动参加者的攻击。源于百花运动超出了党规定的界限，从对个别官僚官员的批评，发展到对党的制度本身的批评。同时，当时遭遇连续经济困难，需要需要替罪羊。
此次的运动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主动或被动参与进来，老左翼作家群体，丁玲等一些人，受到最大的关注。与大跃进活动相结合，再一次远远超出了反胡风运动波及的范围。估计40-50万知识分子失去岗位，去农村或者工厂改造。一个单位应该有5%的人被认定为右派。
外交关系。
1949年夏天，毛提出一边倒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和实际国情的综合考虑。冷战时期，与美国和解有风险，况且当时苏联对东北有着深入的控制权。同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是需要向美帝注意摆明姿态的。
12月，毛泽东亲自率团赴苏联，为缔结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申请贷款援助以及贸易政策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但取得的支持很微薄，可能唯一的成绩就是取得东北的一些主权回收，但也同意了在新疆进行资源的联合开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参战。
苏联一直留守后方，没有给予任何方面的支持，反而坐收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渔利。固化了国家的分裂状态，支配了战后的亚洲国际环境。中国因此被排除在联合国以外20年，被迫只能继续保持一边倒的姿态。
一共发动5场战役，第三场开始，中国军队受落后的后勤和运输系统拖累，已经开始展现疲态，1951年第五场已经几乎要溃败。但联合国同意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军队得以安营扎寨，养精蓄锐。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
1954年中苏会谈，硕果累累。赫鲁晓夫带队来访中国。主要在中国的工业化计划中，取得了重大援助。
1952年，中苏会谈，仅有的结果就是同意之前已经协议于1952年规划的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撤军。其他没有任何的让步和经济援助。
1954年6月，中印联合公报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西藏协定。
10月，苏联领导人同意消除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上的不平等状态。
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协议，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都是值得注意的发展。
1957年，随着“反右运动”的迅速开展，原来温和的外交政策也急剧升温。第二次访问苏联，毛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主张共产主义应该采取更有战斗性的外交政策姿态，随后1958年夏天台湾海峡危机和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都是这一新姿态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