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选集》的文章经过润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话荡然无存。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修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泽东早年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奇言怪语及毛泽东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的亲西方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对苏联的不恭之词也都没有保留下来。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以免激怒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顾问们。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国焘写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当知，这些评论讲的是他们的领袖。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焘断言道，“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确实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的眼里是巨人，但同时还要在政治局中赢得支持。 
张国焘的评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并不仅仅是否定毛泽东。“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国焘也半公开地承认，毛泽东以自己的才智战胜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毛泽东以前的对手感到，“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
像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冲动起来也会半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地问这问那。他在花园中散步时，会突然向卫士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策的看法。然后立即从古书中(和比尔·克林顿一样)去查找先例或者发现佐证。
50年代，毛泽东很少写文章，但是讲话却很多。他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相反，王明演说充满激情，而朱德讲话则真诚坦率。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语言极为丰富和幽默，也没有任何手势。
然而，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则更显得才华横溢。他严谨、练达，喜欢巧妙运用比喻。但这些特点只适合于讨论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