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页 古代是歐洲的史前史還是早期歷史

今天我們比黑格爾和布克哈特更了解高度發達的君主文化，它們不僅出現在東方的印度和中國，還出現在中美洲，以及阿拉伯、波斯和奧斯曼等地。印度、中國和中美洲的君主文化，它們與阿拉伯、波斯和奧斯曼的君主文化一樣。我們非常了解歐洲人及其後代的傲慢和對權力的追逐，如果我們確實不知道的話，可以猜想歐洲人是如何野蠻殘忍地剝削其他民族，以及摧毀那些民族賴以生存的文明基礎的。
關於希臘人我們有必要說明一點，他們的文化是唯一為自由而不是霸權而生的。⋯⋯顯然，希臘文化不是已有文化的延續，而是一種全新的開始。因此，希臘人在許多方面都遠遠落後於東方，如技術方面以及建立和管理帝國方面，那是因為他們所看重的東西不同。
有一種文化把“希臘人”銘刻在了人們的集體記憶中，它產生於操希臘語的民族所創造的早期文明的廢墟之上，該早期文明始於公元前15世紀，我們稱之為“邁錫尼文明”。
城邦文明的全新特徵開啟了世界歷史，它的出現並不容易，必須要有未被毀滅的先前時期的基礎和形式（以及限制），雖然它們之間只有很少的連續性且微不足道，但在後邁錫尼時代希臘人有機會再次重新開始。
人們之間的關係更多地取決於現實而不是起源或者傳統。
城邦一詞最初是指位於山頂的用來保護核心定居點的城堡，最終演變成城市中心及其周邊地區。
“承認無知”是希臘民族最本質的特徵。
托尼奧 霍舍爾（Tonio Hoscher）將注意力轉向希臘的人體藝術，他認為人體藝術是“無媒介文化”的一部分。在沒有中介的情況下彼此相遇的文化“現狀”是對希臘人獨立觀念的補充，並且在決定希臘人的共同體觀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希臘人都是面對面地直接接觸，他們非常重視彼此間的了解。因此，他們需要將城邦保持在較小的規模，以此確保他們之間的高品質生活⋯⋯
希臘人有著強烈的個人主義意識，而獨立人格在希臘社會也獲得蓬勃發展，但個體特徵的多樣化還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只有懂得自由的價值，才能理解人們追求獨立和自力更生的動力是什麼。
荷馬史詩和《庫普利亞》（Kypria，前650年另一部關於特洛伊戰爭的史詩）中的場景確實模仿了東方史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為參照了東方史詩的內容。
許多東方神話都圍繞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人口過剩給地球帶來的災難。有些神認為，人類毀滅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
於是，一個擴大的西亞——東地中海文化圈（一種文化共通語）出現了，這個圈子專注於實踐、洞察力、智慧以及智力和藝術手法的共同元素。
到公元前6世紀末時，希臘人已經建立了約一百五十個城市，如果算上失敗的嘗試，那數量肯定更多。
希臘人認為，偉人的墳墓是力量和恩典的源泉。
殖民地的移民通常來自於同一個城邦，當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城邦加入的情況。當來自不同城邦的一批移民聚集在一個殖民地時，他們之間經常會發生衝突並面臨其他困難。
殖民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分散了愛琴海地區城邦世界中許多力量的注意力，通過減少內部潛在衝突的方式延緩推動力，從而加強了城邦的政治結構。
你來坐在椅子上，讓我們把憂愁儲存在心裡，儘管很悲傷，因為冰冷的哭泣沒有什麼好處。眾神是這樣給可憐的人分配命運，使他們一生悲傷，自己卻無憂無慮。——《伊利亞特》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是圍繞人類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是以英雄們在何時以何種方式死去，以及他們的屍體將如何被處置來激勵他們。
在《伊利亞特》中，當奧德修斯受到誘惑試圖退出戰鬥時，他反思“只有普通人才會退出戰鬥”，“最先投入戰鬥的一定要堅持到底，直到他擊中敵人或被敵人擊中”。只要參戰者竭盡全力，即使沒有達到目的，戰鬥也不是徒勞的。
在《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做了很好的總結：“如果我繼續留在特洛伊作戰，雖然很可能戰死沙場，卻可以獲得不朽的榮譽。”他的同伴認為，如果能夠避免衰老，人們不會首先選擇戰鬥。
因此，年輕健康時死於戰爭被認為是一種不錯的死法。希臘人關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與死亡緊密相關。
荷馬史詩中英雄們容忍脆弱和軟弱的方式以及人類的可憐狀態表明，他們只在乎做那些注定能做好的事情。這種態度蘊含了謙卑和自我羞辱。
荷馬筆下的眾神如同人類一樣，在激情和仇恨驅使下行動，他們的行為缺乏公正，甚至帶有欺騙和欺詐性。
荷馬認為強大的天神也有優柔寡斷的一面，這是其思想中最崇高的部分。如果我們將其放在人類的大背景下，那麼大自然的法則比任何君主制甚至眾神之父更重要。
希臘人的悲觀主義源於他們所面對的人生的殘暴、苦難和脆弱，因此他們非常講究實際，不抱有幻想。
”放聲大笑“是諸神的特權，但當人類也開始出現這種狀態，如《奧德賽》中的求婚者，那就預示著毀滅的到來。對於特洛伊的毀滅，荷馬在《伊利亞特》中寫道：”我們的苦難命運，都是拜宙斯所賜，因為我們生活在男權的時代。“
迄今為止，史詩是希臘文化中最重要的作品，堪比聖經。此外，畫家和雕塑家也以荷馬史詩為主題創作了大量作品。所有這些貢獻使希臘人找到了歸屬感，並幫助他們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
勞動不是恥辱，恥辱是懶惰。在赫西俄德生活的時代，貴族已經不需要勞作了。
出於社會上層階級的統治需要，祭司擁有的知識剛好能夠幫助他們正確完成祭祀儀式。他們既缺乏野心，也不具備尋求持久統治的能力。這很可能促進了多神論的發展，以及儀式與神話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