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6页 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

城市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抗，不仅在普力夺制国家里，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普力夺国家中，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而在非普力夺制国家里，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普遍的合法性观念的限制，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却与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反政府综合征同属一个病根。
在传统政治制度下，首都的最高学府通常是敌意和反政权密谋的中心。在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德黑兰大学和海尔.塞拉西大学都是反王权情绪的大本营。摩洛哥和利比亚城市也曾被学生暴动和示威搞得一团糟。在处于另一极端的共产党国家中，大学同样也是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中心。在苏联、波兰以及其他的东欧国家，学生的声音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但在这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所提出的疑问少，而对政治体制和现行政策所提出的异议多。在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明显的是在先前的法属殖民地——学生也常是政府的反对者。
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因其持久性而代表了极端中产阶级的反政府综合征。改革和政府的改良措施只能对学生反对派产生很小的影响。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性质如何，学生总是反政府的。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韩国，越来越多的首都学生成了反对李承晚政权的中心，1960年4月的学生示威和骚乱引起了一系列最后导致李氏独裁被推翻的事件。代替它的是尹谱善的开明政府。尽管新政府从目标政策、领导人和支持来源看，实际上都代表了学生们的切要求，但几个月以后学生示威又动摇了该政府：当时对学生政治态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不到4%的学生无保留地支持政府。6个月以后，当尹谱善政府被军方赶下台时，学生反对派几乎立刻就表明，他们反对朴正熙将军的新政府。其后几年，在反对李承晚的“四月革命”周年纪念和其他场合，朴正熙政权常常面临着首都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和暴动。管它是独裁统治也罢，自由民主制也罢，军事管制也罢，政党政府也罢，韩国学生一概反对支。
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在1957年，哥伦比亚学生在推翻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统治和恢复竞选制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仅仅事隔几年，波哥大国立大学90%的学生就说，他们对这个政治制度和这个政府的社会价值观念完全没有信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亦无二致。哈瓦那大学曾是反对巴蒂斯塔的中心，后来却成了反对卡斯特罗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
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支持政府的主要是富有阶级；在另些国家里则主要是贫苦大众。 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对新派人士有号召力；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则依仗保守集团的支持。在某些国家中，对政府的支持是通过官僚机构来组织的；在另一些国家中，则是通过社团组织或关系集团来组织的。
但几乎在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界的支持。如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鸿沟的话，那就是政府和大学生间的鸿沟。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
设业这种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所构成的反对派格局表明，它是不会被改革所平息的，改革反而会使它恶化。这种形式的反对派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任何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出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个人的疏离和负罪感，以及出于一种急需的稳定认同感。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族尊严，要求一种进步感和全民族的总目标，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故此，改革很难安抚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分子。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的确都强烈地反对改革，将其视为规避变革而抛出的一点小甜头。这种情况固然时常发生，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因为，如果改革的呼声可以作为行动不彻底的借口的话，那么，革命的要求就常常是什么也不干的借口。拉丁美洲的咖啡馆和酒吧间经常坐满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那些切实改善自己国家状况的机会嗤之以鼻，说什么拟议中的改革在本质上不够彻底，不够革命，或用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来说，不是结构性的。
学生尤其对现代世界和西方先进国家推崇备至。在他们的心目中存在着两种极大的差距，一是现代性原则一一平等 、公正、共同体、经济福利——和这些原则在他们的社会中实现的程度之间的差距，二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实际状况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具体状况之间的差距。利普塞特写道：“当然，在所有国家中，现实一般总是与原则有出入，年轻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对此感受特别强烈。因此，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都早熟地支持理想主义运动，比成年人自己更加坚贞不渝地崇尚成年人的意识形态。” 这些学生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辱并与之相疏离，他们热切希望重建自己的祖国，将其推向“世界的前列”。在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传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相疏离的情况下，学生们更加彻底地与抽象的现代性准则相认同。这些抽象的准则成了他们评价自己国家的绝对标准。非把社会加以彻底重建，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