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节

此种以地景为媒介对“我文化”与“他文化”的比较在葛维汉的峨眉山采集之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目睹峨眉山的景致及其大批朝圣者络绎而至的情形之后，葛维汉这样写道：
那些声称中国人非宗教性的（人）或许应该将峨眉山作为一个宗教圣地的事实考虑在内。若在欧洲或美国，因为它的山间溪流，长满绿油油灌木的悬崖峭壁，绿树众多的原始森林以及天然山洞，峨眉山很可能被划做国家公园或夏天的度假胜地。在中国，它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中心，数以万计的人每年都要到这里来朝拜他们的神。在这些中国人之间，山川之美唤起他们的好奇与敬畏，并自然而然地使之在朝拜的过程中达到极点。
显然，在上述的这段话里，自然之壮美乃是有助于唤起宗教情感的“力量”。葛维汉这种通过地景作为中介所进行的中西宗教比较的取径不仅体现了他所持的“文化多元”人类学观点，也暴露了其内心深处的“宗教态度”，一种认为人天生为“宗教人”的观点。前一观点可以从他对陶然士将羌民宗教视为犹太教之早期形式的“传播论”解释的批判中看出，而后者则可以在其基于华西传教和调查的经验与资料写成的《华西的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 in Southwest China）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该书的结论中，葛维汉写道：“我相信人生而为宗教动物（Religious Being），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好或做得最棒，生活中需要宗教、信仰与好的宗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