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传统的官员任命权力在抽象意义上的缩小，而是出现一个为派系争斗所主导的政治体制，人们则为了谋利而搅成一团，并在追求纯粹的个人目的时达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这种恐惧，在一个拥有特权的狭小精英集团身上实在是根深蒂固的。这个集团以士大夫们关于教育使人们得以超越猥琐及私虑的设想为前提，来看待自己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因而认为，高官们既然是通过教育的特定途径而获得为官资格的，那他们也必定比那些在自己之下的人们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更为纯正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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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持有一种冷酷的社会观。他们的看法，可以用“民风不古”这句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感叹来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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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公民德行在普通中国人中是否真的那么稀缺？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社区服务不仅蓬勃发展，还被当作获得具有合法性的精英地位的标志。地方志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不仅出于对自己地方社区的自豪感，还作出了相应的个人牺牲，为促进社区的福祉而从事慈善活动。为了表明自己属于当地精英圈的地位，一个富有的商人既可以捐功名、买官职，也可以从事善行，从而使自己的传记被收入县志，或者在宗庙碑刻上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