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的笔记

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大体上说，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同时，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同时，《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3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第三阶段，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爱，是事实。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
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是矛盾论者。
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
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14 这样的日子没人想过。
清教思想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墨法两家，终于殊途同归。尽管那蜂蚁社会，墨家的是民间团体，法家的是国家组织；墨家是为了平等，法家是为了集权。但最终会走向专制，是一样的。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儒家管它叫“小康”。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时代”，小康就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到荀子的时代，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大同之世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得偷。
比如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是有君权无民权。庄子无君，老子虚君，结果是君权和民权都没有。
破坏仁的叫作贼，破坏义的叫作残，贼仁残义的就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打倒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不弑君的！
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专制；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君权来自民权，故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因为墨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不知道没有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不会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功利主义的弊端/公私之辩/个人利益vs为国奉献】
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
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
但，如果拔一根毫毛就能拯救天下，也不干吗？ 当然干。 只不过，得问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拔一毛真能救天下吗？好像不能，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既然不能，为什么要拔？ 其次，谁来拔？如果是自己，那叫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应该尊敬。如果是别人，是集体，是国家，是公权力部门，那就要问他们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问。要知道，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的。公民让渡权利之总和，即国家权力。那么请问，我们让渡了生命权吗？没有。除去法定必须缴纳的税款，让渡了其他财产权吗？也没有。 那么请问，凭什么拔我们的毛？ 当然，军人、刑警、消防队员等等，是让渡了生命权的。参军入伍，即是签订让渡协议。但他们没有让渡财产权。他们的生命，也不是用来挥霍的。 这就必须问第三个问题：拔下毫毛干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于满足大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剥削，甚至掠夺。只不过，这种剥削和掠夺打着“大公无私，利国利民”的旗号。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过圈套和陷阱：先哄骗我们献出毫毛，再哄骗我们献出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 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话说到底：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也许，这就是杨朱他们寥寥数语背后的思想逻辑。
后来由庄子这样表达：真正的好社会，就是所有人都相忘于江湖，谁也不用救助，谁也不用牺牲。由此推论，当然也谁都可以一毛不拔，因为根本就无须一毫。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要我牺牲自己满足天下，我不干；你们尽取天下满足自己，也不行。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私权重要吗？ 很重要。 私权是相对于公权而言的。前者叫私权利，后者叫公权力。没有私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因此，公权力绝不能侵犯私权利。哪怕你号称大公无私，也不行。
没有私权，就不会有公权。 没有私权，也不会有人权。
可惜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甚至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我们历史上的所有制，既非公有（公共所有），又非私有（个人所有），而是家有（家庭所有，或家族所有）。没有私产（个人财产），哪有私权（个人权利）？ 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必然是“群体意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讲公权就政治正确，讲私权则难免风险。于是，我们就不敢讲，不想讲，甚至不会讲了。
惠施是宋国人，学派属于名家。他没能留下著作，我们只能到别人的书里去看。不过，作为庄子的朋友和论敌，他在《庄子》一书中总是输家。
这就叫“移情”，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有此态度，则万物无不有灵，也无不有情，还无不有趣。
杨朱说，天下万物虽然生态各异，但终有一死则完全相同。活十年是死，一百年也是死；仁者圣人要死，恶棍傻瓜也要死。活着时是尧舜，死了是腐骨；活着时是桀纣，死了也是腐骨。腐骨跟腐骨，有什么区别？
但，既然终归要死，那又何必活着？ 这得想想。 杨朱的回答是：既然有了生命，那就只能活着，还得好好活着。这就叫“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过好当下每一天，别管死后怎么样。
孟子说，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爵位，年龄，道德。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
傲骨，是士人的气节。 的确，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是为大丈夫。
浩气充盈胸中，就是“美人”，叫“充实之谓美”。如果还能放射光芒，就是“大人”，叫“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果这光辉还能感化影响别人，就是“圣人”，叫“大而化之之谓圣”。如果这感化和影响还不知不觉，就是“神人”，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美、大、圣、神，是人格修养的四种境界。
他的使命，首先是传承和延续华夏文明，并把它发扬光大。其次，才是匡正时弊，平治天下。
天命是使命，不是宿命。
是使命，就义无反顾。对结果不抱幻想，就更加义无反顾。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做，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仅仅在于：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 这就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选择能做的，一种是选择该做的。
选择能做的，就要看结果，看利害。有好处，能成功，则做；没好处，会失败，就不做。选择该做的，则看过程，看道义。只要是道义所在，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是孔子的“听天由命”。 可见，听天由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不过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重结果，只重过程。事实上，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因此，他们也不抱幻想，随遇而安。 其实真能随遇而安，也就无所谓命不命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总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按照这种态度，行义是本分，也是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只能听老天爷的。就算有所求，也只求问心无愧。
在墨子看来，既然要做事，那就得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
没错，孔与墨，很不同。墨子信鬼神不信天命，孔子信天命不信鬼神。但无论哪种，都是要做事，也都要有用。孔子就说，我又不是那种内瓤空空如也的苦葫芦瓜，哪能只挂起来看，不吃？
在哪里钓？ 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
官位不过死老鼠，高官不过死乌龟，
庄子说，活着就该真实而自由，这道理猪都明白。可惜很多人，却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不惜扭曲了自己的天性，去做不想做的事情。他们就不想想，所谓“生前富贵，死后哀荣”，不就是身子下面铺着白茅草，前肩后腿放进了花盘子吗？这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事实上，当他们对世俗的追求嗤之以鼻的时候，也一定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 什么最可宝贵？ 生命。 什么最有价值？ 自由。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女人和水，至少有四点相同：柔软、弱势、被动、居下。比如做爱，最常规的是女下位，女人躺着让男人上。这就叫“为其静也，故宜为下”。
结果怎么样呢？ 女人吞没男人，男人筋疲力尽，一泻千里。何况男人再有力气，再有劲头，总有不行的时候，女人则不会。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也比男人持久。 因此老子说── 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 牝（读如聘），就是雌性或女人；牡（读如母），就是雄性或男人。以静制动，以下制上，赢在女人，这就是普天之下性关系的规律。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不厌其烦地说，大国和君王，一定要“去甚，去奢，去泰”，7 也就是不要贪得无厌，不要骄奢淫逸，不要飞扬跋扈。相反，作为强势者，一要慈，二要俭，三要不敢为天下先，8 最好还能“为之下”。9 居于下才近于道，也才能持久。
学习也容易。比方说，水“避高而趋下”，兵就要“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就要“因敌而制胜”。水并不一定非得怎么流，仗也不一定非得怎么打。这就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因此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像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又变幻莫测。只要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就是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第一条叫“必死可杀”，就是还没开战，先想牺牲，这样的人不难让他去死。第二叫“必生可虏”，就是还没杀敌，先想活命。这样的人，一抓一个准。第三叫“忿速可侮”，就是但凡性急、暴躁、易怒的人，都可以戏弄。第四叫“廉洁可辱”，就是对那些爱惜羽毛看重名誉的人，可以用羞辱的办法让他中计。第五叫“爱民可烦”，就是可以利用对方的心软，进行骚扰和要挟。
老子说，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于胜敌的，不与敌人交锋。这就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
如果按照孙子的思路，当然是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孙子有句名言，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14 也就是说，败不败，在自己。胜不胜，在敌人。自己不犯错误，就不会失败。敌人不犯错误，我方也不可能胜利。胜与败，不看谁有本事，全看谁犯错误。
刍荛，即是打草砍柴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自己地位卑微，就自称刍荛，意思是草野之人；说自己言论浅薄，就自称刍议、刍言、刍论，意思是渔樵之言。这当然是谦辞。就像鄙人，意思是身居边鄙没见识的小地方人。
先秦诸子中，老子和韩非是最冷的，正如墨子和孟子最热。墨子古道，孟子热肠，韩非冷峻，老子寡情。他的道，冷冰冰的。
庄子却是有情人。他的道，充满情趣。
因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叫“齐物论”。27
但可以肯定，庄子的活法与老子不同。在老子看来，既然认定弱者生存，那就必须装傻充愣，装聋作哑，讨好卖乖。只不过，阴谋家装叫韬晦，有钱人装叫低调，老百姓装叫卖傻，但都是“装孙子”。 总之，谁会装，谁就活下去。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这就是老子的生存之道。
那该怎么活？ 腰上绑只没有用的空心大葫芦，在江湖上飘；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或者到无人的旷野找棵大树，在它旁边转悠，在它下面睡觉。32 这样的活法，就叫“逍遥游”。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5
以直报怨，就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那就这么回报。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总之，正言若反。39 反话看似有悖常理，其实顺乎天道。这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
天命，包括天和命。命，有两种。一是性命，二是命运。前者表现为生与死，后者表现为贫与富、贵与贱、穷与达。贫富，指有钱没钱；贵贱，指地位高低；穷达，指有路没路。大道康庄就叫达，走投无路就叫穷。
事实上，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 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也就是说，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荀子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敬其在己者”，小人“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这才能天天向上。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那是小人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荀子的生存之道：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 这当然很励志。 于是，它在后来便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4
生存之道都不是也不能是老子的示弱，庄子的逍遥，孔子的中庸，荀子的自强，或者墨子的行侠，孟子的仗义。
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两人好的时候，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当时那昏君还说：弥子瑕爱我，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的说法却是：弥子瑕简直混蛋，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父母对子女，岂非也是“计算之心以相待”？5
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所以王后过了三十，就会失宠。母后失宠，则太子难保。储君之位，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只有君王驾崩，母为太后，子为新君，才能高枕无忧。如果老天爷不长眼，就只好自己动手。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要做点手脚，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6
从《墨子》开始，诸子讲述的辩论案，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罕见。
第一，不要抽象地谈性质。抽象地谈，羽毛、雪花和玉石，没有区别，都是白的。由此及彼，白羽、白雪、白玉，跟白马、白羊、白狗，也没有区别，也都是白的。那么请问，这样的性质，有意义吗？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10
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性战胜伪，就是恶人；伪战胜性，就是好人。
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16 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们的追求，无非名利二字。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
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32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非常了不起。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政治舆论＞学术真理】
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后来就评法批儒了。评法批儒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内容是评论法家，批判儒家。这时，便有机会重读了诸子。虽然公开的发言必须把儒家骂得狗血喷头，但私下里还是觉得，至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总不错吧？
这句话叫：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8 不虞之誉，就是意想不到的赞扬；求全之毁，就是过于苛刻的诋毁。
注释：
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老子》一书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它的思想源头可能来自李耳，或老聃，或太史儋，或老莱子，但也可能只是打着他们的旗号，借壳上市。
十金就是二百两。
此处通常作“大器晚成”，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作“大器免成”， “免成”更符合老子辩证法。
唐代的王真，宋代的苏辙，现代的章太炎、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兵书，或有兵书性质、兵书意味、兵书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