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页

是这种文化倾向影响着我们的苦难经验。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病态直接体现的生理病变，与它作为人类现象的间接经验(故而充满意义)之间的空间，即是文化注人的地方一譬如把疾痛看作自我身体的异化部分，当作精神升华的工具，或者是尷尬和悲痛的源泉。疾痛具有苦难的意义，是因为身体和自我之间有宗教道德，或者精神等文化标志作为中介。20世纪以来，这种将身体和自我二元化的经验论在西方社会颇为流行，并作为心理现代化的要素介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许，将疾痛的经验与意义区分开的观点也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至少对那些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地方是这样。
让我们用社会学的术语复述这个论题。根据舒茨(1968)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社会中的个人在他们的环境中活动时，都是用常识眼光看待日常事务。这种常识观念来自地域文化环境，是业已被公众接受的看待(也是复制)社会现实的方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同常识观念相抵触的实际问题和阻碍，比如，生活资源的不公、人生无常、世事无奈等。在这种时候，我们不仅仅发现经验的意义并且创造意义。当我们遭遇人生不幸—譬如，痛失子女、父母或者配偶，下岗、失业或者离婚，身患痼疾、严重伤残或者丧失劳力等等—悲伤和惊恐会使我们震惊，以致背离常识性的价值观( Keyes,1985)。也就是说，这时我们处于价值观的变更过渡状态，需要寻找其他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的不测经历。我们会用道德观念来解释和处理伦理方面的困扰；或者用宗教教义使我们的不幸升华为某种意义；或者，越来越多的是用医学的观点来应对我们的困苦。在传统社会里，通过共通的道德和宗教观念看待人生危机，可以使焦虑情绪稳定在现存制度的控制下，并以终极意义之网将威胁捆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焦虑情绪问题越来越捉摸不定、难以控制，先辈们用以指导处理苦难经验的共通的道德和宗教意义不再管用，需要个人创造独特的意义来对付(参考 Obeyesekere,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