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文化地形图及其他

90年代的中国文化，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色彩绚丽、线条清晰的图画，不如说为我们设置了处镜城：诸多彼此相向而立的文化镜像一一诸多既定的、合法的、或落地生根或刚刚“登陆”的命名与话语系统，以及诸多充分自然化、合法化的文化想象一一相互叠加、彼此映照，造成了某种幻影幢幢的镜城景观。简单化的尝试，间或成为命名花朵所覆盖的危险陷阱。
如果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和拒绝，间或包含着“借喻”式的对昔日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批判，那么，对大众文化的轻蔑与厌恶，却又无疑与作为中国知识界基本共识的社会民主理想，发生了深刻而内在的结构性冲突。这间或是造成当代知识群体的多数面对大众文化的现实，多少陷于自相矛盾与文化失语的原因之一。
90年代的中国充满着巴尔扎克时代赤裸的欲望场景。尽管消费主义的狂潮席卷并改写了中国城乡的价值观念及日常生活，但正是消费方式与消费内容，成为中国社会日渐急剧的阶级分化的外在表征。其时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阶级分化、重组的转折点，但阶级文化并未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获得充分的合法性，重组的阶级现实日渐渗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关于阶级的话语却日渐成为一种深刻的禁忌。
定位于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在小心翼翼地满足着中产阶级的需求，不如说是在博淳教海、规范着一个未来的中产阶级群。说得直白些，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其自我定位的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呼唤和构造着中产阶级社群。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中产阶级”已为现代性话语建构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用以指称民主体制的基石及社会富裕的程度。如果说，“资产阶级”作为昔日意识形态叙述中的敌人、恶魔和丑角，仍未能充分获得表达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法性，那么，“中产阶级”/“大众”，则借助着“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奔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源头相近而又各异的权威话语，借助80年代精英话语建构中的民主社会构想，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合法性。
下岗潮中，工人绝非叙述的主体，他们最多成为被表达的对象，而下岗女工尽管事实上是下岗工人中的大多数（昔日的经济支柱性产业纺织业成为重点压缩、改造的对象），甚至可以说，大中型企业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当代中国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结构的重组，但是在文化表征（一些公益mv）中，女工只是某种形象/修辞性的点缀。
城市打工者，这些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城市无产者，则是体制转型期重要的却全然不可见的社会事实。现存体制几乎不曾为他仔提供任何保护。
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传媒仍完全置身于经典政治权カ的掌控之中，但事实上，伴随着电视频道的不断增加、播出时间的不断延长，是不同来源的资金的大量注入与制媒者构成的日渐复杂如果说，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便是昔日的经典权力开始以种种途径转化为企业资本或个人资本，那么类似情形的发生，在传媒系统中尤为剧烈而清晰。
90年代后期，最为有趣的文化事实，是作为中国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步骤之一，政府文化机构亦开始以民营文化企业的形式出现，其目的无疑是延续原有政治特权，同时摆脱原有文化机构的体制東缚和人员负担，获取转型期中国社会所提供的丰厚利润；这同时是借助转型期，将昔日的经典权力转换为企业资本的直接形态，间或成就不是昔日政治优势的而是今日市场意义上的新的垄断趋势。
笔者因之将90年代中国繁复的文化格局称之为一处“镜城”，一处文化的“共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无间”合作。此间似乎有着尖锐矛盾的社会群体、利益集诸如所谓“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权力机构和社会抗衡力量，在某种新的组合与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相互借重与“和谐”共生现象。
抛弃冷战思维：强调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强调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会使得知识分子拒绝正视中国的阶级分化，拒绝正视作为遗产与债务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类似焦点访谈等揭露体制不完善的文化事实的出现，引发了关于90年代中国“公共领域”的话题，印证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然而这种进步主义的视角是存疑的，媒体在中国是权力的媒体，而它也在这样的活动中攫取媒体的权力。媒体的代表性是怎样建立其合法性的？媒体的目的是进行公共讨论，还是设立减压阀，或者是为自身赢取利益？
媒体的权力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催化并参与着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分化与演变。文人下海与媒体合流，成为快思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