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标准

八股的产生无法系于某一个人，无法系于某一个明确的年份，也正好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性。八股文体的创造者并非某一个或几个名流显要，而是许多籍籍无名者。其动机自然也并非是要加强君权之类，而主要是为方便考试与衡文。
习惯法（议论文的三段论）
冯钝昤告滅子孙：“有一オ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状元，不若出一明理的秀オ。”在那些孔孟之学浸润中成长起来，真正服膺其道的古代中国士人看来，更重要的还是道德人生：人一生在世，不仅要考虑外在地，更要考虑内在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合符人的身份、以及提升人的身份的生活，科名纵可取，而得失却不必介于怀，毕竟科名是从属于人生，而非人生从属于科名。
古人也会找些话来安慰自己
    恽代英在1923年12月发表于《中国青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八股？》中认为：若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这种文章的人，有时候也能够在这种死板的格式中间，很自由很富丽地发表他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使全国中学生疲精劳神、而考试完大半就要忘记干浄的应试教育，说它未尝不是一种洋八股，仍然是一种敵门砖，使中学生们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做公民的学问。
快一百年了诶，时文都可以套用抄袭了哈哈哈
    由于八股主要是考一种理解经典及组织文字的能力，要求理法与文辞兼备，故学者与文人在考试中较占优势，而兼具政治才能的人则更在入选后的官职握升中占优势。但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传统的中国国家形态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今人看来，它的国家能力是很弱的，很多事情都是由社会、由民间自行解决，所以，传统中国也就有了其他文明所罕见的身而兼学者、文人、政治家三任的官员。学识、文オ、政治三种才能虽然
异，又毕竟同样作为智力而有相通互渗的一面，尤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仅在某一个方面极为突出者极少）。而且，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不宜以现代国家所需人才的类型和数量来要求传统型的国家。对于传统中国这样一种国家形态来说，它可能并不太需要那种过于精明、强悍、与道德与文化水平失去平衡的政治才能，甚至无需太注重遴选很能办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我这一看法可能与许多人的看法相悖，人们一直说八股无用，不能选拔到能干的政治人オ，而我却说倘非危机时期，传统中国可能无需太多太能干的政治人才，而这种无需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正常乃至繁荣，繁荣的一个标志就是文饰增多，就像建筑物，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往往就是其无用（不实用）部分最多的建筑（当然也需精巧安排），无论如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能够有一些不实用，非功利、非政治的东西还是幸运的，对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来说这更不失为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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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治国思想中，实际有一种相当深厚的自然无为，清静自化、让人自为之、自养之、自竞之的思想，乃至科举，也主要是人自谋之、自竞之、自请先生、自筹经费，而不是全由国家给包下来。所以，在古代中国，太平年景并不需要多少政治干オ，太多的管理可能还适足以扰民。一个才华主要表现在文学、学术的人有时也就颇能胜任其政治职务，而对学术与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有可能淡化一个官员对聚敛财富的欲望，转移他的视线，使之不会去一心一意地捜括民脂民膏，因他确实另有事可做，另有为他看重，也为社会所看重、他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可做，且不说儒家的学问还一直是一利约束利欲、端正品行的学问
对科举真是充满温情啊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政治人才按理说应当通过“试之以职”，才能最好地发现和培养，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普遍地对所有愿意从政者都授予职务来进行考察，这样做的成本显然太高。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于是就不能不有一个初选，仅选择一些人来授之以职，科场就是这样一个选才之地，它并非一个养オ之所，养オ是在高层，是在人们成进士之后，如钱穆所说，明清
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使之暂不领实职，而是暂居清要习练政事的场所。
    在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中，征服欲和扩张欲不是很强，而是更为追求一种天下的太平和文化的繁荣，于是在和平繁荣与科举兴盛之间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政府求政治、军事人才甚急的时分往往是在积弊已深、或者外敌侵逼的时候，但过去碰到这种情况往往还能一蹶复振，直到西方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势力而来，且一波复一波地猛烈冲击时，传统社会的结构遂难以抵御，而当其内里一向被压抑的一种强大力量（如艾南英所说世俗“强大之天”）起来之后，这一社会结构在反复重击之下就不能不土崩瓦解。
选才与养才
考试就是考试，任何考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又不能没有。大概谁都不会认为一个考生的托福分数就能完全准确地代表其英语水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应的标准。同样，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傻到只是通过托福来学习英语，他知道，考好托福的主要功夫还是在托福之外，是在平时的学习积累，他只会花一段时间来集中训练一下托福的技巧；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在已拿到托福高分而被美、加大学录取之后，还孜孜不倦地毕生致力于训练托福，他考过了也就把它丢开了，托福已履行了自己的应试功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天底下尽有不完善的考试，甚至很愚蠢的考试，为何唯独咎八股？
    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贴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历史之久、涉及面之广自然远非“托福”所能比，而其中的精致、奥妙大概也远非“托福”所能比，中国人的实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于此发挥表现到了极致，所以，有人称八股为“中国一绝”（金克木），美国一位哲学家寒哲感叹说，世界上还没有见过一种对人文经典知识的客观的大规模的考试。
近百年历史的浓缩
他在1985年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又说：“我看到，经济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移位。就我所知，人类社会没有一个是平等的，当今世界上没有，在历史学家们掌握的历史上也没有。”他用社会的动物性来解释这一基本问题：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在集体中生活，他便是这个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也就不成其为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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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是说不望，或不要望子弟为圣贤，而是说对大多数子弟来说，即便不能成圣贤，也当有一向上之心。
清人理想要较宋、明人朴实平稳，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似也较合适。而此一父辈的期望，对尚少不更事的童子而言亦不失为一种理想，能提供远较毫无理想或仅有利禄理想更大的动力。如蒋梦麟在《西潮》中谈到：他幼时所读《神童诗》中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想，驱策着他向学问之途迈进。并说“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含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页11。当然，这一理想容易流变为利禄之途，但对儿童而言，它主要还是一种声望、荣誉上的激励，故而也不难成为更纯粹的理想的一个初阶。
读书的目的…说得真好
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科举正是为纠正察举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来；而经义八股又正是为纠诗赋浮华之弊，帖括记通之弊而来；但久而久之，它又产生如上面舒赫德（又不仅舒赫德，还有许许多多眼光更犀利的批评者）所指斥的弊端，此大概也是事物当然变化之理，
制度是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