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出版物的急剧增加和旧刊物的改革 ／181

    上面讲的这种不景气和落后状况不仅限于期刊范围，而是当时中国所有出版物的特点。当胡适1917年夏天从美国回国的时候，他连一本在过去7年中出版的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也找不到，他在上海搜寻了一整天，オ找到一本题为《中国哲学史》的书。但据他说，作者只不过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命”和与天地合德”。胡适据此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7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当时介绍到中国的西方著作大都限于17或18世纪的作品。甚至教英国文学的教师都不知道沃茨沃斯或游伯纳的名字。一位研究政治科学和法律的大学生不知道日本是个岛国，不知道日语与英语有很大差别。虽然这只是民众无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客观地说，1917年以前，西方知识的输入是极有限的，出版业在中国十分不景气，这种不景气的直接原因，可归于1914年以后开始实行的一系列严格的新闻和出版法。虽然内战、外战造成思想发展的中断及其他一些更深刻的原因是其根本的背景。这种状况从1917到1919年间有了某些改进，但即使这些改进也大部分限于北京的新知识分子和其他域市的少数学校。
    然而自五四事件以后，中国的出版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19年5、6月间，当学生进行罢工和抵制日货的宣传时，他们的许多出版物除了少数向政府递交的公函和大部分严肃的宣言外，多数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事实证明，用口语写的东西比用文言文写的更有效力。结果，在五四事件后的半年中，中国出现了大约400种新的白话文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