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日本不好写，中国人写日本更容易露怯，往往就怯在中国知识上，尤其过去的，1966年以往，1949年以往，1919年以往，1644年以往。譬如我第一次见识行灯这玩意儿，搁在榻榻米上，虽然已不是熬油的，却异常昏暗，很有点友邦惊诧，后来认知它来自中国，甚至还有了点不屑，但现今的我只当它是日本的了。
2、中国人写日本的得意之处就是翻老账……中国人观察日本大抵不由自主地关注文化或风俗……近代以来人们更关心政治、经济，这却是西方人的擅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是诗歌的、随笔的，往往只有点睛似的论点，缺少一波三折的论述。远来和尚会念经，而且被长篇小说、长篇论著的西方叙事方式洗了脑，我们早已不大把驻日参赞四年的黄遵宪的诗、留学日本六年的周作人的随笔那种好像很率性、很即兴的东西看在眼里，他们的卓识倒像是被传统文学性给毁了。或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为（某些人所为）的历史，但只把《菊与刀》这样的西方人著书奉为圭臬，终归是读书的狭隘，如今太多伪读书人。周作人写日本的时候日本还没有语源类词典，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辨其名物的词典图书多如牛毛，随手翻翻就可以把某事某物写得头头是道，可点睛似乎应在于辨今。
3、为自己的主义主张说假话，这种人得势也不会有你什么好处，难道没领教够吗？世上最可怕的是爱与正义，以爱或正义的名义无所不为。这种公理似的意义不明的词语最可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对人类的爱也不过是自己在心中制造的人类爱，终归无非对自己的爱。……日本有一本书，叫《傻壁》，曾风行一时。它就讲，人与人根本不可能互相理解，彼此把不可理解的对方当傻瓜。
4、对生活感到满意，则无悔来路，因为是沿着这条路走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