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道路的三个阶段472

  真正重要的是“内向性”（inwardness） ，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成就一种根本上已经就是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
克尔恺郭尔不仅反对当时的思辨哲学家，他认为这些人遗忘了自己的生存；他还通过强调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承担生存论责任而反对某种生活方式。这就是克尔恺郭尔的教化性信息：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成就一种根本上已经就是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不是在世界上不同事物之间进行选择，也不是在不同的外在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对一种生存态度的选择。我们应该获得一种更强的生存论意识，这既意味着我们对自己持一种反思的态度，也意味着要以一种满怀激情的内向性做到这一点。因此，三个阶段不是像社会心理的成熟过程那样的自动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不同的基本态度或存在方式。像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打上印记的总体视角一样，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塑造了我们：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或者是审美的、或者是伦理的、或者是宗教的。我们不能像在商店里在三种不同奶酪之间进行选择那样，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不存在超越于这三种态度的中立的立场。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二难困境也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因此，通过保持一种反讽的距离，通过陈述由“Johannes Climacus”以及其他角色所表达的不同生活态度的事例，克尔恺郭尔运用了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不过，审美阶段的特点是从一种远距的和自我放纵的视角出发来体验的生活。在此阶段，我们并不以伦理的方式严肃地介入生活，而只是被动的观察者，其态度就如同对于艺术那样。我们观赏悲剧和喜剧，但不真的参与其中。这是反思的、不介入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他追求优美和崇高，却不卷入作为伦理阶段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之特点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唯美主义者既是优越的，也是沮丧的：优越是因为超然于混乱和义务之外，沮丧是因为这种生活形式是空洞的、充满绝望的。

当他们已经为了生活而亲自选择了接受责任时，伦理主义者选择了对生活说“是”，尽管许多因素处于他们的控制之外。我们都降生于特定境遇之中，只有某些因素是我们能够改变或者也许能够改进的。当伦理主义者选择接受责任时，这不是出于幻想，即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切，好像他们处在上帝的位置上似的。说他们进行选择，是说他们以满怀激情和生存论介入的方式接受了生活。我们的行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死亡也是我们自己的。因此，这是一种建立在某种道德意志基础之上的伦理学。但是，与建立在道德意志之上的康德伦理学不同，这里涉及的是我们自己的态度的问题，而不是绝对命令或其他普遍的道德原则的问题。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内向性”（inwardness）。正如我们从一种以道德意志为基础的伦理学那里——相对于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如功利主义）——可以期望的那样，我们行动的后果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一点把伦理主义者和好公民区别开来了。从外表上看，他们似乎是一样的，但是，从内在的方面来看，他们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他们的生存激情是彼此不同的。

唯美主义者像蜜蜂一样在花朵间飞舞。他们在不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角色之间徘徊，今天选择这个，明天选择那个。他们无休止地寻找新东西，寻找新的经验。伦理主义者通过遵循已被选择的道路来赋予生活以意义。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来自这种对他们的生活规划的充满激情的介入。责任和义务是伦理主义者的生活的特征，不是作为外在的要求，而是作为对生活的伦理态度的内在因素。

在此，我们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从一种态度向另一种态度的过渡，是不可能借助于论辩而发生的。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可以说这涉及的是两个不可公度的范式。不能通过论证，也不能通过自然的成熟而实现过渡。克尔恺郭尔认为，这种过渡是通过一种生存论的飞跃而发生的。宗教阶段的特征是生存的介入——不仅是个体的介入，而且是对活生生上帝之信仰的介入。这种信仰不是一个客观知识的问题。它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洞见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与生活、与我们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独特品质的问题。从外表看，是无法区别于一个宗教徒、一个伦理主义者或一个好公民的。但是，这仍然只是一种外表。在内在的方面，他们是根本不同的。当这三个人都说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时，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他们相对于历史性上帝、相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