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变革中的货币政治：从人民币汇率到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将从长久以来的低估值转向平衡估值乃至适度高估，其相对于美元的波动性也将持续扩大。
对外商这种“超国民待遇”是中国国内的民众和私营企业难以企望的，但最大补贴是人民币。保持人民币低汇率政策吸引来全球的产业资本，但它也把中国民众的权益和劳动成果输送给全球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美、欧、日政府部门。
    汇率干预等同于税收，因为通过扩大央行的货币基础来买入美元，导致中国广义货币一直维持约20%的复合增长率，中国储蓄者的实际财富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国有金融体系中。而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通过贸易和资本顺差带来的外汇流入，转化为以美因国债和其他低息金融资产为核心的国家外汇储备。一进一出之间，中国的成本和收益差距巨大。
美国政府或者由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从中国获得的融资成本非常低廉，但当这些资金通过美国的金融投资系统转化为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时收益率在15%以上。一进一出之间，中国向美国及其盟友输送的利益非常巨大，外汇储备越大，招商引资规模和出口盈余规模越大，中国向外国资本和政府的利益输送就越大。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向美国及其盟友输送的利益规模，而其代价全部由普通中国民众承担，体现在不断严重的污染、不断升高的房价、不断稀释的储蓄和低位徘徊的劳动收入等方面。

如上文所述，中国通过维持一个对美元的稳定而偏低的汇率水平，把全世界的制造业重心争夺到手，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快速的崛起，但是其代价也非常巨大，而且通过财政和货币的各类复杂机制分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由私人部门和家庭部门去承担，最终导致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和政治张力。
国内商业银行享有存贷差，可将存款准备金转嫁给提供存款或者接受贷款的社会主体。最后的分配局面是商业银行、企业或居民等微观主体，共同分担存款准备金对冲外汇占款的隐性成本。国有银行把廉价的资金输出到国有企业中，而私营的中小企业不得不以20%~30%的年化利率从国有企业手中转贷。财政在中国央行的存款源自政府税费及债务收入，属于全体中国公民的资产。中国央行却将其压在库底对冲外汇占款，并以低利率支付利息，这种财政存款对冲外汇占款的成本，由全国纳税人共同承担。如果是中央财政来承担其代价，其整体社会后果还算可控，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成本较低，年息约3%～4%。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中央、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近23的税收集中在中央，而大量支出责任压在地方政府肩上，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以8%-15%的利率从金融市场上融资，来弥补财力的不足。地方政府用以抵押的资产，以及最终的还款来源，基本上都是土地。地方政府通过从农民手中廉价收储土地，然后高价拍卖给地产商或者质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获取资金，把本应由民众获得的级差地租和家庭消费变成了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
    改革开放模式下积累的社会压力和沸腾的中产阶级权利诉求已经让新领导层充满了紧迫感和危机感。短短两年间，中国国内的利益格局正在被重新洗牌，而普通民众则从许多方面得到好处。人民币政策的重点从汇率问题转向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这个转变本身也是利益再分配进程的一部分。
  （未完待续）
可怕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