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
117个笔记
◆ 第一版序
>> 中国“人”被设计的方式是否根本上有问题？
◆ 第一章 导论
>> 任何一种认知的意向，在照明了客观世界的一组现象的同时，皆不可避免地会把客观世界的其他面相做“稀薄化”的处理。
从以上的体认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某一套社会科学的理论，确实能够“看到”其他的社会学说“看不到”的现象，但同时它却不可能“看到”由其他的角度才“看得到”的现象。
>>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将“阶级”当作“本质的”因素，因此就势必会把相类似的阶级结构作为可以归入一类的标准，而将具有十分不同的历史背景之社会文化体制划入同一个范畴中，并把世界各地文化的历史性差异当作是“非本质的”因素过滤掉。
◆ （三）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
>> 西方文化也在人类史上首次将“不断成长”的意向带入了经济活动中，以及将“不断改进”的意向注入了社会活动中
>> 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
>> 中国老百姓与统治者的这种完美无间的配合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阶级合作主义——其共同效果则为维系结构之不变。
◆ 第二章 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
>> 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
>> 中国人的“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
>> 此外，一旦当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后，就有趋于持久稳定的倾向，例如，不忘故旧，维持终身的朋友关系与婚姻关系，等等
>> 然而，在这种对“人”的设计下，孤零零的“个人”——不受任何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体——就变成了很难设想之事物。
>> 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总是给人还未“完成”的感觉。
>> 一种是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铄的关系与角色，另一种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中国文化无疑是倾向于后一种情形
>> 因为即使从不涉猎儒家思想的中国人，其整个人被结构的方式也是不要过分地表现“自我”，甚至贬抑自己
>> 至于道家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学”，而“身”就是“一人”。的确，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一人”的
>> 所谓“身体化”的存在，就是指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身”之需要。
>> 中国人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因此，也就没有让“个体”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要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就必须“以心换心”，否则就是“没有良心”。本着同样的逻辑，只要社群与集体在召唤，自己就必须“交心”。既然中国人的“心”包含了感情、思想、判断与意志，结果就被要求将这一切通通都交出去，在“身不由己”的情形下，自然连“身”也交出去。
>> 对文化整体来说，国家是“心”，社会则是“身”。中国的社会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正如同中国人的“身”并不是一个自我调配的因素，而必须由他人的“心”去加以制约一般。
◆ （二）“身体化”的倾向
>> 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养自己、养双亲、养孩子——而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集体境界之“太平”与“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
>> 妇女在撒娇时则会说是“心痛”（具体的心脏部位）。因此，中国人很少患有心理毛病，即使是心理问题，也诉说是身体不好，头昏，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等等。的确，中国人出现精神病的情形比西方人少得多，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上述将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得归功于中国人的“超稳定”的人格——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中，自然比必须由“个人”去面对世界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得多。
>> 中国人除了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之外，还有将它“人情化”的倾向。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与个人问题（例如“同性恋”）当作是道德问题处理的情况
>> 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素。
>> 这种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使中国人很少出现抑郁症，但却多半导致虑病症（hypochondriasis），亦即是过分担心自己身体有毛病，怕亏弱，怕冷，怕天气变化引起感冒，等等
>> 因此，中国人常常需要“进补”。的确，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对“补身”的注重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心理卫生的照料。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要严重得多。
>> 与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其工业化时代简单的饮食习惯不同，中国人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讲究饮食鲜美，而且每顿一定要用新鲜的原料。即使在大陆当时供应短缺，又普遍用不起冰箱的情形下，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也都在早上三四点钟去菜场排队，回来以后则必须全部烧好弄好。
>> 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淫”所以成为万恶之首是因为它扰乱社群的和谐，相反地，“食”如果用来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则可以促进“和合”感
>> 历史上任何中国人的政府，只要解决了“养”的问题，就可以使“人心归向”。大陆的“铁饭碗”政策，也很明显地反映出这个倾向——它的确保证了人人都“有一口饭吃”，但是除此之外，就完全不能顾及个体“灵魂”的需要。
自然，“身体化”的倾向，也与平均主义的现象有关，因为，“身”的需要在人人来说是差不多的
>> 中国人必须由自己人的社群去“定义”自己，也只能在自己人堆中“安身”与“安心”，很少能越出其外。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中，这一个倾向就最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度中，与其他民族团体比较，华人社群总是最为对外封闭的
>> 中国人对“安身”与“安心”的过分强调，也排除了个人冒险患难的意向
>> 中国人做什么都必须说成是为了别人才有合法性，因此，到底是为了谁，并不重要，也不易搞清楚，反正，它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安身”与“安心”的意向
◆ （三）中国人的“人心”逻辑
>> 中国人在越出了自己熟悉的人圈子以外，往往会很突兀，很不自然，有时，即使想表达好意也不知如何进行，因此就索性违背自己本意地失去礼貌。
>> 有时却并非存心没有礼貌，只是在“生人”面前不知如何“做人”，因此只好扬长而去。
>> 在香港的一些家庭小店中，如果看店的是少女，而去购物的又是青年男子的话，前者多半就不带笑容，严重起来则搞到“嬲爆爆”与“面臭臭”，而且这种态度不好似乎是故意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刻意地（其实是“身不由己”地）去破坏自己的美丽，以避免“有心”的嫌疑。
>> 敢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有时可以成为测量“自我”意识之强弱甚至有无的标准）。
>> 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超稳定”的天下，其结构性的意向也只可能是“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言之，其“目的”意向性是静态的，一旦出现“动”也只可能是“动乱”，而“人心浮动”也从来都不是好事
>> 这个“神国”具有一种“国运”的意向，亦即是一种势将在天下万国中占首席地位的信念。因此，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事实上，日本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有新的内容，而不像中国那样皇朝循环兴替。
◆ （四）“心”对“身”的照顾
>> 中国人中的“正经”人士不抽烟不饮酒，除了上述医学上的考虑之外，却也具有道德上的原因，那就是证明自己是“乖”或者“听话”的。在西方，除了少数教徒之外，一个人抽烟喝酒与否并不足以构成一种道德上的形象
>> 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遏阻他的“灵魂”萌芽。然而，“灵魂”之成长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必须由本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去展现。
>> 中国，在国家与社会这个“二人”关系中，一方“亲民”，另一方就必须“交心”的逻辑，却被发挥至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 中国人不习惯于冷冰冰的法权关系，他们必须连政治也感情化，因此，不是“交心”就是“离心”。
◆ （五）“心”对“身”的组织
>> 中国人的上一代，既然永恒地将下一代当作必须常用“进补”来维持白白胖胖状态的“小宝宝”，因此，自然就会将他（她）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在“性”方面，上一代永远是讳莫如深的，总是让成长中的下一代保持无知的惶惑状态。
>> 在心理上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亏弱的儿童之躯，以及将明明是成年人可做之事当作是“儿童不宜”之事，对一个人的“性”的全面盛开，都会产生遏阻作用。
>> 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不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 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
>> 此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 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困守在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
>> 如果一个民族可以让自己的政府去向他们进行这样的“教化”，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整个民族在人格发展上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是有基本权利的，他所选择的政府也必须以能够保障他的权利为前提，他从不可能让政府掉过头来叫他以“毫不利己”的方式放弃基本权利，更不用说以“不怕死”的方式放弃生命权利。至于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阶段就应该训练好，而不应在成年以后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功能
>> 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是“自私”
>> 实质上，所谓“眼界过高”乃情感无法朝外投放。情感只投注在自己身上，是谓“自恋狂”，使得他不愿意去接触与经历真正生活中的男女关系，而总保留着内容幼稚的、万能的性幻想。
>> 西方文化——尤其是生殖器主导（genital primacy）的美国——对同性恋的歧视，其实也是对所谓“人格成长不全”恐惧的另一表现方式。
>> 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分化。
>> 在中国，总是旧的拖住新的，应该死去的拖住该诞生下来的。
>> 中国的历史形态确实缺乏向前开展的意向。
>> 世界上有像中国人那样吃法的，可能只有拉丁民族的法、意人士，而他们的烹调术也是驰誉于世的。不知是否偶然抑或有关联：美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列于世界之冠，个人在自我纪律方面也是十分成功的，至于法、意等国，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落后之外，还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 事实上，对一个达到“自我组织”阶段的人格来说，过分地强调“吃”，正是自我组织崩溃的迹象。
>> 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
>> 中国人整个“人”被组织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之“身”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加以组织，而不是由自己去组织的，因此，就总会觉得能对自己加以肯定的力量是来自“身”外——它就是别人、众人、集体、国家、民族等等。
>> 俄国的专制主义是蒙古人征服的副产品，因为其形态表现为：国家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与目的，对社会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态度。俄罗斯的社会完全是被动的，至于国家则有超赶西方的动态“目的”意向性，其结果就是由国家鞭策社会，用榨取“贡赋”与“力役”的方式去发展重工业
◆ 第三章 “二人”关系
>> 中国人之所以产生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烹调术，是由于他们能够将天下种类繁多而气味各异的食料“和合”于同一碟菜肴中。
>> 对西方人来说，帮助自己喜欢的人只是表示一己的好感，从不企望感恩图报，但也很怕被人情债绑住，换言之，就是避免“二人”长期地你来我往互相扣住的情形
>> 中国人的本体论模式就是阴阳在太极之中互相调和，因此，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善恶二元斗争的模式刚好相反。二元对抗的观念，无疑地反映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动态的“目的”意向性。
>> 中国的老百姓确实也太容易被当局做“思想工作”——中国人的“思想”是容易受“人情”改变的，因此，所谓“思想工作”其实就是“人情攻势”。国家的困难固然大家都应该体谅，然而，老百姓如果不是那么软化的话，革除不合理现象的速度可能会快得多。
>> 美国是一个十分冷酷的社会，也是一个只适合强者生存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性格软弱的，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的，都有趋于精神病态的倾向。
>> 富有“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照顾弱者的文化。自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的弱化。
◆ （二）他制他律的人格
>> 这种“身体化”与“人情化”的人道主义是很局限的。因为，中国人既然在人情不到之处就无须“做人”，基本上就缺乏“人类”观念而倾向于把“非我族类”都当作“鬼”。
>> 在中国这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里，对脱离社会常轨的个体行为也是没有同情心的。因此，大陆虽然做到了人人“皆有所养”，皆受到人情的照顾，但是很长时间仍对不同意见者、“搞男女关系”者、同性恋者、离婚者（例如：遇罗锦）、与外国人同居者（例如：李爽），都是加以打击的——事实上都会与他们划清界限，以显示出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性
>> 在中国文化里，并没有超越世间的救赎，唯有“不脱离群众”才是唯一的拯救。因此，就很怕得罪人
>> 中国人这种暂时地将自己抽离现实生活的层次而将自己放在一个夸张的层次上的倾向，也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拍照的时候。西方人拍照，都是随其自然，不摆姿势（做广告或故意的胡闹除外）。中国人在面对摄影机镜头时，就必定会不自觉地“作状”
>>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复杂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电影来。
大陆的电影工作者曾对我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即使拍虚构的幻想片，也拍得似真事一样，而我们即使拍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也不予人一种真实感，反而给人一种在演戏的感觉！”
>> 既然平日已在做戏，在银幕上表演时再经“艺术夸张”，就只有使演戏的痕迹毕露，没有一点儿真实感。
>> 毫不令人惊奇：港台的电影和电视演员主要是靠美貌，而不是靠性格。
>> 尼采说：“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
◆ （三）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 人对权威的第一次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因为家庭是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在长大了以后，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
中国人既然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搞家长式的统治——在上者必须像亲子一般地去“亲民”，在下者对在上者“抚养”之恩则必须心怀感激，把心也交给它——因此，中国人从小在家庭中养成的对待权威的态度，就成为了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一个关键。
>> 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组织。他们一代对一代的教养，也是去培养这样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将人情的因素相对地减弱。结果，就自然造成了代际不亲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人情水平的低落。
以上为美国人代际关系之一斑。
>> 下一代的成长，对上一代既定的权威地位总会形成一种威胁
>> 说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就令人想起：中国人有将祖国当作是母亲的倾向。
>> 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
>> 儿童化”与“老年化”这两股倾向，表面上似乎是相抗拒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不要让人格发展过程中出现“少年”这个阶段。
>> 一个人道德与否，是应该经由“自我”做出选择，以及视能否坚守这个选择而决定的。如果不经由自己的选择，也就没有个人责任可言
>> 中国人确立自信心的年龄要比别人移后很多。
>> 大部分中国青少年来说，身上同时具备的“老年化”倾向也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一个人很早就为“安身立命”打算，对超出“身体化”存在以外的理想、梦想或狂想往往感到格格不入。在香港，这就演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年纪轻轻的人，一点儿理想主义的激情也没有，整天只想到赚钱与“安身”。
>> 中国人的青春阶段一般总是在十分窒息的甚至窝囊的情形下被浪费掉的。一般地说，因为心理状态配合不上生理的成长而造成的“非性化”，往往使个体不懂得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吸引力，也很少能充满自信地让青春之美尽量散发。因此，原本应该是情欲最旺盛的时期，则多半在“无知无欲”的状态下度过，浑然不觉得可惜，或觉得不值但不知如何去改变这种命运。
>> 如果身上连一点儿“性”的因素都没有的话，那么，整个人就会像一个超龄儿童，不会有什么美感，只会令人觉得有点儿怪。确实，在美国看到一个香港少年与一个同年龄的阿拉伯少年并排在一起，总会呈现这样强烈的对比：后者是一个全面盛开的散发魅力的男性，而前者往往是一个超龄儿童的标本
>> 白鲁恂分析中国人为了保持与环境的和谐，因此不善于表达进取，并且期待对方也如此，但万一对方有进取性，中国人表面上唯有忍让，心底里却存着愤恚。从西方人的角度看，这有一点儿近似婴儿期的自恋狂。婴儿是不懂得主动地伸出手去调整环境的，却心存幻觉地期待：这个环境能自动地调整成合乎自己的心意那般，但当这个客体未能如“万能的父母”般满足自己，就会对之衍生愤恚。
◆ 第四章 中国人的“个体”
>> 一位国营药厂的财务诉苦说，在国内任何单位都是老人当权，像他这样的中年人是出不了头的。我于是接着说，在美国，情形似乎刚好相反，整个社会都有歧视老人的倾向，青年人在社会场合中，在工作方面，都凭自己年轻力壮，富有冲劲，将上一代人一把推开；因此，在美国人身上，随着年事的增长，也就会出现一种“中年危机”，一般来说，女的是三十出头，男的是三十五至四十之间，就会出现这种心理征状。
>> 他面对世界时，看到的永远是自己的投影，他会恒常地感到不满足，但却浑然不觉这是应该凭自己的理性调节去解决的问题，而是将它反射到客观物体身上，认为外在的世界是自己不快乐的泉源。例如，他如果碰到一位令自己感兴趣的异性，就会认为自己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对方身上全部获得解决，但是在到手以后，发觉并不是这样，于是就很快地失去兴趣，转而他顾。
>> 孟旦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前提是认为“人”的主要特色正是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那一部分，而社会是无权控制个人的私人状态的；至于中国式的“人”的概念，却赋予社会与国家对他进行无穷尽的教育与塑造的权力。
◆ （二）自我压缩的人格
>> 一旦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紧张关系，中国人的神经就会变得很脆弱
>> 一个“宠坏了”的人格，提出无底洞式的要求，本来应该是自“外”于人类团体的，本应不理睬就对。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正因为这个熟人如今完全站到了“外”面去，已全不讲理，引起大家的焦虑而又不敢碰他；为了重建“和合”，大家就会向比较容易说话容易欺负的一方施压力，叫他屈就。换言之，就是毫无原则，把垃圾只倒在较无抵抗力者的门前。
>> “让”外必先“按”内，就演变成“日本人拼命从外面打进来，蒋介石拼命朝里面杀进去”。因此，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攻击性，只是着力的方向有点儿问题
>> 中国人常妄自菲薄，也贬损身边的人，连说笑话，也常对相熟的人用“你真不行”的辞句。根据美国人用来建立自信心的治疗术，一个人如果每天对着镜子说“我真不行！”几十遍，逐渐会自我洗脑，影响到整个行为。同样，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
>> 甚至“杀身成仁”的命题，所谓“为仁”与“成仁”就是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的意思
>> 中国文化要求每一个人做到的，是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一个人不能太爱憎分明，因为，自己爱的东西得不到，自己憎的东西排不开，都会引起极大的痛苦，因此，唯一的麻醉剂，就是处于感觉不冷不热的中间灰色地带，以便对自己失去控制的外界达成一种绝缘体的效果。于是，逐渐地就使自己与自己真正的感觉失去联络，觉得好的与坏的都无所谓，反正生活就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一个连“自我”这个领域都没法确立，而且与自己的生命力失去接触的人，也的确只能如此。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听起来是至为冠冕堂皇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却往往反其道而行。的确，一个人如果不十二分地爱自己，就不会尽量设法使自己“可爱”，因此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可爱
>> 中国人凡涉及“一人”之“身”，总倾向于不让它突出于群众之外，大家不去做的事自己就不会去做，因此即使搞政治也躲在“群众”堆里。然而，这些爱国运动中的“左派”在“二人”关系中却是“仁至义尽”的
>> 中国人是有一点儿“植物化”的。当西方人提起“自然”这个概念时，多半会联想起“动物”“兽性”以及“性”。然而，当中国人提起“自然”时，就往往会联想起花草树木与山水
>> 美国人倾向于站在“个体化”的角度去对待“人”，也是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去交朋友。然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人“类型化”
>>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有点儿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与“价格”这两个概念做比喻，就可以这么说：大部分中国人是倾向于将自己的“价格”贬到自己的真正“价值”之下的。
>> 在中国文化中，有踏在别人尸身上抬高自己的倾向。中国人是必须由他人来定义自己
◆ （三）“个人”的不发展
>> 生活的整个方面，可以被外来的压力弄到毫无个性，凡事逆来顺受，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但是，却仍然总会存在一些外来纪律达不到的角落。这些角落，自己从来也没有学会如何去控制。
>> 这种“个人”没有合法性，因此必须用丧失尊严的方式去“逐利”的倾向，可能在资本主义冲击底下更趋恶化。
>> 在面对一个没有“个体化”的深度、事事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因而只生活在“类型”中的人时，你往往会觉得接触不到他（她）的“自我”。当他（她）判断你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他（她）并没有接触到你的“自我”，而只是凭一两件表面化的迹象，就将你定“型”。
>> 类型化”的态度，基本上是儿童处理世界事物的方式，因为儿童自身还没有发展出“个体化”的深度，自然也不可能参透成人世界的复杂性，因此，就不可能忍受任何暧昧性
◆ （四）不发展的“个人”对别人的伤害
>> 对别人“投资”，希望对方受自己牵制，用对方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则是不折不扣地将人“工具化”的打算。
>> 在中国文化对“人”的程序设计中，由于一人之“身”被设计而成的单薄感、缺乏安全感、依赖感、开展自己生命的理性之微弱，在其处于能“设计”下一代的位置上时，为了使对方不会过分地与自己分离，也势必会在其成长过程中“做手脚”，去培养下一代的依赖感，以及“后天性的无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 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
>> 一个被外来制约搞到把自己当工具的人，也易于倾向把别人当工具。
◆ 第五章 国家与社会
>> 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和合”是一条最基本的“文法”规则。就如同阴与阳、“中央”和“地方”、“天”与“人”可以和合起来一般，“政”与“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混同一体的。
>> “弱民”之目的，却是为了保证国家强大于社会
◆ （二）“大一统”的倾向
>> 国民党基本上是没有系统化思想的。统治者既然缺乏思想，因此才“便宜”了老百姓。
>> 在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中，这种将首都作人为提升的作风，是很难理解之事。因为，整个国家已经被凝聚成为一个整体，而无须由一个中央去维持统一的局面。例如，美国人无须用首都华盛顿去压倒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也可以维系合众国的完整。
因此，中国人这种在一国之内还要搞“强干弱枝”的作风，充分地暴露了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容器，仍然装载有严重的“天下主义”后遗症
>> 天下大治”的另一面却是“天下大乱”。中国人这个习惯讲“和合”的民族，在一旦没法维持“和合”的局面时，就不知道用哪一种方式去代替它。换言之，就是失去对秩序的控制，并出现完全不顾大局的作风。
>> 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有完全受制约而丧失个性与基本权利以及完全没有制约而失去任何纪律这两个极端。
◆ （三）“小国寡民”的倾向
>> 中国人这种“壁垒森严”的倾向，与“和合”的倾向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在尖锐地突出了谁是“外人”的同时，才能够深刻地圈出谁是自己人。
>> 大门是“壁垒森严”的，“后门”却可以是畅行无阻的——只要你有办法。
◆ （四）平均主义的倾向
>> 本来，人与人的这种差别，是只有到大家都死亡了之后，才能真正拉平的。因此，这种在生前就用“集体涅槃”的方式搞的“无差别境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