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朗社会的变迁

# 波斯民族
 一千多年前，菲尔多西构建了一个伊朗的神话故事，其中部分取自历史片段。他的史诗从世界起源一直讲述到17 世纪的阿拉伯战争。这是一场屈辱的战争，它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古代波斯王朝，而且将我们的宗教信仰从拜火教转变为伊斯兰教。菲尔多西希望重新点燃伊朗民众对于过去的自豪感，恢复他们的自尊和传统。父亲不断提醒我和弟弟，伊朗的历史满载着战争与征服。我们曾不断地对抗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但直到伊斯兰革命爆发，我们终于遇到了最强大的敌人，它来自我们的内部，它将伊朗自己的国民当作征服的对象。阿拉伯人是无孔不入的征服者。他们对波斯采取文化灭绝政策，特别是文字部分。然而因为受够了萨珊王和强大祭司的腐朽统治，许多波斯人反而愿意接纳他们心目中的野蛮人。
为了把自己与死对头奥斯曼帝国区分开来，萨非王朝在 16 世纪将伊朗的官方宗教从逊尼派改为什叶派。
阿姆· 赛德比我父亲年长约二十岁。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历过宪法革命，革命大大地削减了专制君主和正统神职人员的权力。他也见证了卡扎尔王朝被一个哥萨克军官推翻，这个军官就是后来登基的礼萨· 汗· 巴列维。礼萨· 汗想要建立一个团结的民族国家。他创建了很多现代化机构，成立非宗教的司法机关，通过建立铁路系统来集中权力，同时不忘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伊朗进步了，但是旧的专制毒瘤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改头换面，以现代化政治独裁的面目重新登场，不断地破坏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机制，特别是国会和司法机关。
# 不稳定的君主独裁统治
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子九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必须从头裹到脚，还要有长辈同行。那时候，没有给女人读书的学校，贵族家庭的女儿只能跟着私人家教学习。不过，故事也有另一面。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中，未来的火苗仍闪着微弱的光，并最终颠覆了所有旧的法规。我的祖母见证了 1905—1911 年的宪法革命，这是中东地区首次发生的类似革命，它催生了一个当代伊朗，鼓舞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进步的神职人员、少数族群、知识分子、部分贵族成员，以及女人。有些女人开始支持改革，成立地下组织，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1912 年，派驻伊朗的美国财政顾问摩根 ·沙斯特对于伊朗的女人在短时间内的飞跃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她们享有的自由是西方女性争取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获得的。
我该怎么描述母亲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呢？那是一个从本质上讲脆弱而矛盾的时代，当时微弱的火光已经越来越明亮。母亲可以在公众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可以在婚礼的舞会上认识第一任丈夫，并陷入爱河——这都是在二十年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她的时代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拒绝放弃已被推翻的过去。 1936 年，尽管礼萨 ·汗 ·巴列维（ Reza Shah Pahlavi）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已经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但我的祖母和其他伊朗女性，还是拒绝出门。礼萨·汗的法令最终在 1941 年解除，但直到现在，它曾经的出现仍能激起各种新的思考和纷争。
当我逐渐长大，母亲一再跟我说，在她们那个年代，只有嫁不出去的女人才会继续学业。受教育的女人都被认为很丑、很挑剔。有些家庭声称，读书写字会“打开一个女孩的眼睛和耳朵”，然后将她变成一个荡妇。我的外祖父非常进步，对这些论调嗤之以鼻。
尽管伊朗在二战中宣称中立，但因为国王礼萨· 汗· 巴列维错误地同情了德国，导致密切关注着伊朗在地理政治学上利益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和苏联，在1941 年占领了伊朗。礼萨· 汗被迫退位，并被流放到约翰内斯堡。他的儿子穆罕默德· 礼萨，因为年轻而听话，继位取代了他。二战在伊朗掀起了巨大的动乱，以至于在1943 年到1944 年间，更换了四个首相和七个财务部长。
米尔司普博士是40 年代美国顾问团（American Mission）的团长，受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派遣，帮助伊朗建立现代化的财务机构。
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在国会工作（我母亲也曾短暂任职其中）或成为各部部长。1984 年，我女儿在伊斯兰革命的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我的女儿在一年级就要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还会受到惩罚。但她们这一代，最终会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勇气和反抗方式。
说到摩萨台，他是50 年代早期伊朗的首相，一个固执的人。因为违抗沙王意愿、推行石油国有化而著称。那时候，石油控制在英国人手里。这引发了一场歇斯底里的、高压的国际对峙，冲突双方主要是伊朗和英国。因英国的唆使，出现了针对伊朗石油的联合抵制，这进一步恶化了本已问题不断的伊朗经济。沙王被迫短期离开国家。当时，以苏联为靠山的伊朗人民党（Tudeh）在国会和军队都有自己的势力，他们趁机挑起动乱。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导师阿亚图拉喀沙尼，本来是首相摩萨台的支持者，这时倒戈投靠保皇党派，支持沙王。1953 年，一切发展到巅峰。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出现了针对摩萨台的军事政变。沙王返回国家。摩萨台和推翻他的势力留下了无止尽的争论——谁对谁错？谁背叛了谁？我们又为这些背叛付出了什么代价？
从宪法革命开始，到1963 年的动乱，再到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四分五裂、流血冲突不断。导致这一切的不仅是政治，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存在主义。守旧派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感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他们认为一切都源自于沙王——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及其父亲礼萨· 汗。现在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其实在巴列维父子掌权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他们下台之后也没有结束。女性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文化，这些是抗争的主要竞技场。在1963 年那个关键的夏天，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们通过政治施压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声讨沙王的生活方式：沙王的父亲命令女子不用戴面纱，沙王喜欢夜店，沙王养狗作为宠物（狗在伊斯兰教里被看作不洁）。他们还反对电影、音乐和小说，讽刺追求个人权益的观念。
1965 年丘吉尔的去世
越战的爆发
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反对沙王的声势更加浩大。它从以和平为主的方式转为更激进的方式，由新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和穆斯林革命组织带领。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由一群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男女组成，又名伊朗人民敢死队。在西阿卡尔村的武装起义中，他们要么在冲突中被警察杀害，要么逮捕后被处死。而与此同时，名为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穆斯林组织，则在积极号召反对政权的新的武装斗争。
在整个 70 年代早期，这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悖论当中。它享受着油价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尽管这很快带来了无数的经济问题），又在沙王实施的全社会化的开放措施中动荡不安。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它却越来越极权化和封闭。就连在这次政治和社会变革中最受益的中产阶级，也因不断增加的镇压而感到越来越孤立无援。 1975 年 3 月，沙王废除了名义上的两党系统，改由复兴党代替。建议沙王这么做的人是希望借此让各势力和派系团结到一起。可惜，这支新党派一开始就不受欢迎，他们还放话说，任何的反对者都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一年，沙王又自说自话地更换历法，将伊斯兰历直接转换成新历。伊斯兰历以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抗争为纪元，而新历则是以塞鲁士大帝建立波斯王朝为起始。这个改变，一下子将年份从 1355 年推后到了 2535 年。伊朗的历史在两个极权的政治势力之间被不断划分。一边是沙王，他越来越多地以古代前伊斯兰伊朗作为立法根据；另一边是宗教势力，他们认为只有阿拉伯战争才是伊朗历史的起点。
尽管抗议是由普通民众发起的，但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此时已经在伊朗占据了显著地位。我们太过自以为是，完全没有把他看作威胁，同时又故意忽略他的图谋，因此我们支持他。然而，一切其实都是明摆着的：在霍梅尼的书《法学原则》（The Rule of Jurisprudence）中，他提倡建立一个由神主宰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谴责女性投票权是另一种形式的卖淫。他无数次宣称反对少数族群，特别是巴哈伊教徒和犹太人。我们欢迎霍梅尼激烈地痛斥帝国主义和沙王，宁愿忽略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拥护者这一事实。霍梅尼本人非常狡猾地避免让自己的计划暴露。他在公开声明中说，自己回国后就会隐退到圣城库姆，把国家的事务留给政治家们去打理。在20 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阿姆· 赛德和他那一辈的人对某些神职人员的反动角色洞若观火。很多人写了犀利的讽刺作品，批评宗教的伪善以及落后。我们年轻一代的革命者有他们的作品可以参考，但我们太沉醉于当下，被热情蒙上了双眼。所以，当动乱发展到大不里士和库姆等关键城市，身在纽约、华盛顿和伯克利的我们把他们归为“我们的”力量。
1977 年 11 月 15 日，伊朗学生联盟在华盛顿策划了大型游行示威运动。沙王此时正在美国访问。刚从法国回来的比冉直接赶到华盛顿，与我会合。将近两千学生在骑警的看护下，聚集在白宫门前。我和分属不同派系的另外两个女人发表演说，大喊我们的标语。沙王的几个支持者聚集在白宫前的草地上，他们的声音被我们的口号声淹没：沙王去死；情报特务、美国顾问滚出伊朗；伊朗是下一个越南；美国滚出伊朗。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其中沙王和卡特总统站在白宫的草地上。针对示威者的催泪弹扩散到了草地，沙王低着头用手绢擦眼睛，看起来像是在哭泣。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得了癌症。我们也无法想象，当他看到数不清的他以为会对他忠诚的子民反对他时，有多么困惑。
1978 年8 月，港口城市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遭人纵火。该处位于油田边，超过四百名观众被烧死。沙王政府否认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并认为这是宗教反对势力所为。宗教和非宗教势力同时反击，声称政府故意栽赃嫁祸，目的是要破坏民众对他们的信任。火灾发生在圣月别具意义。极少有人相信政府说的话。这一残暴的事件，成为沙王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能够凶残到何等程度的象征。好多个礼拜，雷克斯电影院都提醒着我们，和这样残忍的政府不需要对话，不需要妥协。报纸和宣传小册子上都在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恶行，那天下午去看电影的受害者照片就刊登在上面。无情残忍的暴政成为推翻沙王政府的又一理由。革命后，受害者家庭要求正义。让他们生气和惊讶的是，新上台的伊斯兰政府无视他们：他们的抗议和静坐遭到袭击，好几个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辞职。因为公共压力，好多看起来无辜或有罪的人都被逮捕处决。在有些案件中，罪名显而易见是捏造的——有个官员案发时根本就不在这个城市，仍被控有罪并遭处决。一个直接涉案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向有关方面自首了，但是没人拿他当回事。愤怒和歇斯底里遮盖了所有的事实。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后来，事实证明纵火案并非沙王政府策划，而是宗教势力的支持者所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加快革命进程。调查从一开始就含糊不清，所以查出来的真相也支离破碎。伊斯兰政府和官方新闻机构隐匿证据，试图怪罪沙王。此案中，沙王警察的最大罪责在于判断失误。由于惊慌错乱，他们采取了极端愚蠢的行动：看到有人在角落点起了小火，为了不让罪犯逃掉，他们下令关闭所有的门，等待救火队员抵达。然而那时，大火已经蔓延到整个大楼，几乎烧死了里面所有的人。
1979 年2 月1 日，霍梅尼胜利回归德黑兰。上百万的群众涌至街头欢迎他。记者问他，十八年后重新回家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没什么感觉。”阿亚图拉霍梅尼被提升为伊玛目，这是什叶派穆斯林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的尊称。现在，随意直呼其名或者攻击他，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声称在月亮上看到了他的影子。这些人当中包括一些我认识的、完全清醒的人，例如我的姨妈，她属于非宗教人士，且受过高等教育。后来，当我说了句贬损他的话时，她说：“亲爱的，别说这样的话。我母亲告诉我，有个女人中伤他，结果一只猫从垃圾堆里跳出来狠狠地咬了她的胳膊，很快她就死了。”
宗教的面孔从我父亲这样温柔的教诲，变成了阿亚图拉霍梅尼坚定的追随者们意识形态的咆哮。他们自称真主党（Hezbollah），也就是神的党。他们的口号是“只有一个党：真主党”。
两伊战争（ 1980年 9 月 22 日至 1988 年 8 月 20 日）
两伊战争其实是两个粗暴地控制自己民众的政府间的战争。阿亚图拉霍梅尼将这场战争称作一种祝福。对他来说，这是转移反对势力的视线以及国内矛盾的极好机会。他认为，在整个国家可以团结起来反对外敌入侵的时候，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压制因国家安全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对的声音。
为了伊斯兰化，“文化革命”打算关闭大学，设立新的课程，清除不受欢迎的教师、学生和员工。学生和教师并没有直接放弃抵抗。我记得那时候有激烈的演讲、游行以及静坐。治安队会拿着刀和石头突然出现，攻击游行人员。我记得在尘土飞扬的街巷里奔逃；在附近书店的店主锁门的前一秒冲进去避难；为了躲避子弹，我们远离窗户。每天，我们都能听到学生遇害的消息，他们的尸体被政府的间谍抢走。这些场景到现在还会莫名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不久，大厅里放着宣传册的桌子都被撤走了。站在桌子后面，代表不同团体和倾向的学生被驱逐、逮捕，甚至处决。在血淋淋的抗议、静坐，以及更多的逮捕、监禁及处决中，伊斯兰教之外的所有组织都被关闭。在我们学院，我和另外两个同事拒绝戴面纱，很快我们就被赶出了课堂，不能再教书。
# 神职人员的反对
很快大阿亚图拉们就会反对霍梅尼。”他们确实造反了。许多神职人员都不认为宗教机构应该直接干涉国家政治。许多个世纪以来，神职人员通过给政府施压，支持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霍梅尼以传统的名义获取政权，但他对于宗教的理想化阐述很现代化，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是反传统的，并受到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比霍梅尼等级更高的传统宗教领袖，纷纷表达不满。阿亚图拉沙利亚特马达里是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人物，他公开批评政府。据传，在大不里士有一百万的民众参加了支持阿亚图拉沙利亚特马达里的游行。他呼吁政教分离，并认为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基石。但反抗被暴力镇压。令人尊敬的阿亚图拉沙利亚特马达里锒铛入狱，并被解除圣职。他的支持者们被逮捕、杀害，而他自己也在软禁期间死去。（“记住，当霍梅尼在沙王统治期间陷入困境时，正是沙利亚特马达里坐在树下为他哭泣抗议。”父亲带着讽刺的微笑提醒我们说，“我们新的伊玛目非常懂得如何感恩。”）
# 失望的人民圣战组织
很多穆斯林，包括赛德，没过多久就感觉到自己被骗了。这本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革命，失败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堕落的世俗之人，然而现在真正失败的人却是赛德，他和他的战友们成了永久的局外人。革命对于它的信徒们的伤害远大于对非信徒的伤害，因为对信徒们的那种伤害是根本性的。这些信徒不仅包括赛德这样的好战分子，还包括像赛德父母那样，虔诚而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穆斯林。在与伊斯兰政府的对峙中，人民圣战者组织被禁。对峙的高峰是一场血腥的游行示威，在那次示威中，他们组织中的很多人遭到逮捕，并被匆匆处决。作为一个武装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选择了报复。其中一个报复行为就是对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的爆炸袭击，爆炸造成八十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和领导人。
梦想的幻灭可以滋养希望，这么说可能太讽刺，但事实确实如此。以前的那些年轻革命家们逐渐开始接受新的想法，支持异教的思想观念，引用卡尔· 波普尔和斯宾诺莎说过的话，批评压抑的宗教思想，向世俗的知识分子伸出友谊之手。这些人成了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在革命的一开始，他们回避世俗主义和西方主义，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向其靠拢。一旦原来给他们安全感的世界开始排斥他们，他们就要寻找新的亲密关系。部分世俗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质疑，质疑他们自己身上带有理想主义的固执，他们开始欢迎新的对话和交换意见。有些知识分子成了伊斯兰教思想家阿卜杜卡里· 索罗什的弟子。他们积极发表世俗派知识分子的文章，包括我写的有关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纳博科夫的文章。此外，他们还会发表西方自由思想家的翻译作品
事实上，伊朗社会远远凌驾于它的领导者之上。那些被政府当作攻击目标的，特别是女性群体，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开玩笑地列出我们应该感谢伊斯兰政府的东西：正是这个政府，让我们学会感激风和太阳与皮肤接触的感觉，让我们珍惜阅读弗吉尼亚· 伍尔夫和芙茹弗· 法洛克扎德的机会，珍惜听音乐的快乐，珍惜穿着夏季的花裙子走在街上的自由。我们再也不会把生活中的美好看作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还不止这些。我们还需要感谢伊斯兰政府让我们质疑过去，并从中学习。即使是那些被政府当作攻击目标的人，例如女人、少数族群、知识分子、作家，也有一些需要感激政府的：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迄今为止未被开发的能量。如果女人的头发、费里尼及贝扎伊的电影，或者法洛克扎德的书，真的会动摇政治体系，以至于需要被彻底清除掉，那么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被攻击的对象有多么强大，镇压者有多么脆弱和缺乏安全感。
过去正是以这种方式侵入现在，并与之携手并行。希林· 伊巴迪是第一位被提名为巡回法院法官的女性。新的法律曾经禁止女性成为法官，并解除了她的职位。现在，她却变成了一位人权律师。另一个女性，梅赫然吉兹· 卡尔曾经是一位成功的记者和律师，她后来不仅在法庭上作斗争，还和一位神职人员梅兰吉兹· 卡尔合作，写了一系列有关女性权益的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这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了数不尽的骚扰，她被解除职位，那位神职人员则因此入狱。宗教知识分子阿卡巴· 干吉在革命的第一年曾为大学伊斯兰化、镇压异议者、庆祝宗教法的实施而积极活动。十年后的今天，他却对一个有德国血统的犹太女人汉娜· 阿伦特青睐有加，并借由她的作品来描述伊斯兰共和国。在革命之初，电影工作者摩森· 马克马巴夫曾把他的电影放给政治犯看，希望改变他们。现在他却在一个访谈中声称：“艺术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活在不同时代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也只能从一个角度去活。只有艺术才能创造出其他不同的视角。”每当我想起这句话，我就感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通过剥夺我们想象的快乐、爱的快乐以及文化的快乐，反而把我们带向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