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被监控，学生热衷举报老师，就是纳粹

一次，鲁尔区的一个38岁老师在课堂上给一帮12岁的学生讲了个笑话，讲完之后她立马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被解读为批评政府；……她的学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随后其父母向盖世太保报告。虽然该老师坚决否认自己有意辱骂政府，却仍被带走审讯。……在日常的教学场景里充斥着各种政治义务，对举报的恐惧四处蔓延。受嫌疑的老师可能经常被警察拜访。若老师想要降低日益纳粹化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就得在说话前再三思量，因为老‘党员同志’的子女们一直在密切监视，随时可能举报”。P271

1934年末，一个社民党观察家用激烈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学校的状况：
教师行业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建起的一切已荡然无存。教育事业只剩下一个空壳，校舍、老师和学生都还在，然而其精神实质和内在构造都已经消失了。上面的人随心所欲地摧毁一切。他们根本不关心适当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自由。他们只负责向学校塞任务，欺负学校，指定教学方法，绞尽脑汁地限制教学材料。没有自由探索，有的只是对老师学生的密切监视。老师和学生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同理心。一切都被军事精神和训练取代了。
每个学校都可能有两三个教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随时准备举报观点与主流不符的同事。……老师们对公共休息室避之不及，不再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不来梅的一份报告称，一位校长“痛斥了泄露秘密和给政治警察写匿名信的行为”，呼吁停止“这类损害我们荣誉、应受谴责的做法”，……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协会从民主机构变成了管控工具。从1936年开始，校长不再从学校员工中提拔，而是从外面空降，强化了1934年树立的领袖原则：校长现在是学校的领袖，老师是他的跟班。跟班不能参与学校事务，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每所学校都有两三个协助老师的“学校助理”，总是待在教室中。老师对他们恨透了，认为他们是政治间谍（他们当然是政治间谍！）。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意识形态干预臭名远扬。老师互相开玩笑说，“学校助理就像阑尾一样：毫无用处，却经常发炎（火）！”P27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