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

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自由主义最终必然依赖于强权政治，也许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强权，但强权就是强权。
现实主义者重视秩序超过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只有在秩序已经确立后才变得重要。以伊拉克为例，即便是集权主义性质的秩序，也要比缺乏秩序的后果更人性化。
地图反驳的正是人类平等和统一的观念，它提醒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地球在许多方面是分裂的，不同的环境导致了冲突，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地理可以预支，而不是确定，因此它不是宿命论的代名词。但它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
美国和英国倡导自由，只是因为海洋保护他们免受那些来自大陆并威胁自由的敌人的骚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国民性格使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精英们就一直在准孤立主义和理想化心态的干预主义之间左右摇摆，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因为两大洋。
虽说地理、历史、民族特征会影响而并非决定事物的未来，但若不充分考虑这些特定因素，我们就无法应对今天的外交政策挑战，也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既要承认地理在塑造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又要避免过度强调的危险。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分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口。
奢侈的生活会在政权初建时起到积极作用，到了后期却会加速颓废与崩溃的进程。
对于一个容易受到入侵和支解的地区来说，在整个历史阶段始终需要保持相当程度的暴政。
《西方的崛起》一书中，麦克尼尔认为，文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支配，在特殊而精准的地形上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催生新的混合文明。
空间理论依然管用，而且在现今更管用，正是由于世界日趋拥挤，空间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珍贵。
地理和环境是可以克服的，但我们必须具备最广泛深入的专业知识，同时对其抱有最大的尊重。
近几十年来地球的日益拥挤，军事技术的进步，时间和距离系统的崩溃，处处预示着世界地图上迟早会发生空间危机。因此，边境战争将在数量和强度上增加，因为地球的可居住范围在萎缩，特别是当一国的野心膨胀、不可调和时，势必与另一国产生冲突。
斯皮克曼写道：“国际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不存在中央权威来维护法律和秩序。”也即，它处于无政府状态，所有国家都必须在斗争中寻求自我保护。
政客们“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观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道德价值观来获得权力”，这已酿成太多悲剧。
斯皮克曼认为，将会出现“区域性分权”，每两个大区域之间都会相互影响，他认为，世界会以多元霸权的方式存在。
在地理上（通过北极投影地图将看得无比清晰），北美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动态的，并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线”，而那些南半球大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未来，我们将看到一个权力分布更加微妙的世界，贸易和经济会削弱纯粹的军事力量；不过，世界可能仍然是一个由地理决定的地缘政治体，尤其是海洋，将比以往更加拥挤 。
制海霸权（马汉）→转向→集体防务（朱利安·科贝特），中国印度的力量正在崛起，并遵照马汉的思想武装海军；美国海军拥有的舰艇数持续下降，但仍占主导地位，与非洲、东北亚的盟军联合为整个海域提供安全保障。当前，欧亚大陆沿岸的战舰日益增多，极地航线的可操作性，尽管可能缩减欧亚大陆和北美之间的距离，却也会使全国范围内霸权斗争的速度和强度大大增加。
保罗·布拉肯《东方的战火：亚洲军事实力的兴起和第二个核时代》：美国欧洲关注全球化的同时，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则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和军事实力的吸引；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它的军事也崛起了。同时，欧亚大陆国家的官僚体制更加趋向高度集权化、专业化，从而更具杀伤力。而电子传感器密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时处于战备状态，武器装备在逐渐累积的同时，亚洲却没有伴随联盟结构，这样的亚洲愈加不稳定，整个大陆已经没有出错和误判的空间，地理已经从“缓冲垫”变成了一座座任何人都无处可逃的监狱。穷国的核武器以及其他破坏性技术，将改变全球权力平衡。
在这个超级城市和大众媒体的时代，我们面临一个新概念：无国籍的力量。
飞机、互联网、对广大城市中越来越彼此雷同的政治手段的关注，都必然会削弱地图的重要性，地图上的每个人类居住区都会越来越彼此雷同，并表达出相似的情感诉求，这可能会把领土战争变成一种思想的战争。正是因为各国不管如何武装自己，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正是因为民主和网络空间对于次国家体和超国家力量的推崇和善待，较小的区域将更大胆地突破底线。世界将比以前更加无聊，也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