刽子手的启发

汉娜·阿伦特认为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对反犹主义的误解，一种是“替罪羊”说，即受害者是无辜的，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罪责。另一种是“永恒的反犹主义“论，即一种基于宗教分歧顽固性的长期持续的状态。
这两种假说都被各方面，包括犹太人自己普遍认可。但是阿伦特指出，这其实是“对人类行为意义的根本否定”。通俗地讲，就是用一种历史上的表面现象和描述来掩盖了更应该注意到的某种深刻的严重问题。
进一步讲，首先现代极权主义政权形成的意识形态内容，在德国就是“犹太人企图控制全世界”，在苏联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二者都祸及某个民族或某些群体。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心智模型在民众中确立和发展，而“赢得许多人的坚持”的关键因素是“伪说为人们所相信“；其次，上述的两种误解，直接导致犹太人放松了对极权政权邪恶性的警惕，即：无论犹太人善与恶，无论做什么事，情况终将如此，并非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误解也使犹太人群体看不到自身存在的某种缺陷，如犹太民族自身的”独特“性，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缺乏组织起来的反抗能力，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自己统一的语言等。
对我的启发是：
先请看这段话：
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的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2页，林骧华译 时代出版社 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033 ）
这段话让我想到李文亮医生因为”造谣“被训戒一事。现在有了一个官方的”通报“称要追究派出所的责任云云，我不想多费口舌来讨论这种明显的敷衍搪塞的行为。我更想从阿伦特这段话的来加以阐明,我引述的这段话，表面意思本身就已经说明基层派出所不过是“工具”，只是在执行冷酷的任务和工作。但是更深入一点来理解的话，正是这种“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一些人的坚持，由这种“信条”去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这类非人道，返人性的事情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被不同职业的人在高效而“骄傲”的执行着，比如依据某种其他的“信条”去删贴，封禁，去追溯别人手中的图书，去下架某个诺贝尔文学家的作品等等。这就是极权主义真正的深刻问题，如果简单地理解为表像的法律程序，纠缠于某种执法不当，就是与真正的内在危机擦肩而过了，失掉了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