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代的佛教与茶

中国中古早期的文学作品似乎普遍把酒与精神自由相连 ——— 庄子的“逍遥游”可为范例。而沟通人神时会用到酒；酒是国家典礼的必需品；婚礼、葬礼和诞生礼也离不开酒。 唐代的酒政主要为征收酒税、维护国家对酒的专卖。事实上，唐朝皇帝似乎做了更多的事来鼓励人们饮酒而不是限酒。
如果说文人 ——— 诗人、竹林七贤和后世的效仿者用酗酒、服药使自己有别于当朝权贵，那么佛教徒一般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区隔自己和他人。在六朝和唐代贵族当政的背景下，酒不仅扮演了社交润滑剂的角色，而且也为受过教育的男性提供了互相交流的场合。正是这样的场合，把恪守清规的佛教徒排除在外。
「佛教的酒戒」
世界各地的佛教都禁止饮酒，酒戒是居士须遵守的“优婆塞五戒”之一。 沙弥和沙弥尼所持十诫、僧尼持守的四十八轻戒和各种戒律中也有不饮酒戒。
但在5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因酒的处置和饮用问题而引发的焦虑，这意味着对佛教戒律的看法比当初想象的要严苛。鉴于戒酒的观念在中国没有先例，因此中国制定了主要针对普通信徒的戒经。
例：《梵网经》 四十八轻戒第二条、 十重戒第五条 
“ 若自身手过酒器与人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 ？”
“ 若佛子，自沽酒，教人沽酒，沽酒因，沽酒缘，沽酒法，沽酒业，一切酒不得沾，是酒起罪因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之慧，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在适用于僧人和信众的中国版菩萨戒中，酒戒的分量比在印度戒律文本中要重的多，后者一般不讨论业报。中古佛教教团中的一些人热衷于把真正的佛门弟子塑造成不仅不饮酒，而且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酒文化。如若不然，会遭到可怕的报应。
「敦煌写本中对酒的态度」
中国本土的敦煌写经《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把戒酒作为佛真弟子的基本美德：
一切众生不饮酒者，是我真子，则非凡夫……比丘、比丘尼若犯此戒者，即入地狱；若夫凡人，犯突吉罗罪，八万劫中如于地狱……
                                        ——— 《大正藏》第83册2873部，第1359页中栏
但在酒更易于保存，难以获取鲜活泉水的敦煌，其写本中保存着寺院账本和世俗会社的条例表明，饮酒不仅是僧俗偶发性的恶习，相反，更是居士会社中宗教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寺院日常开支的一部分。
敦煌佛教信徒们符合规范的重要特征是举行斋供，共同吃喝。参加斋会的人须人人出力，均出席并拿出一定的面粉、油和酒。不参加的人要受罚，通常是罚提供酒，这些社邑的成员通常包括僧侣，他们也要遵守这些规矩。
寺院账册记录了不得不买酒的原因，通常是为了欢迎从别处来的高僧大德或接待政府官员。节日（如佛诞日、盂兰盆）也要饮酒，宗教仪式上也要用酒，并将其分给僧人用以慰劳。对敦煌寺院的和尚来说，酒既是日常必需品，又是和特殊场合。主要是娱乐与社交用途，也作为贡品和举行仪式（密宗尤甚）之用。
有鉴于此，佛教与酒的关系是复杂的。 一方面，佛经戒律在酒的引用与生产问题上为佛教徒划分了明确的界限；另一方面，因为寺庙，僧人将酒视为社交和仪式的润滑剂，能引起更广阔的社会紧密联系。因此他们不能完全不喝酒，如果不引入一种可以令人满意的替代酒的物质 ——— “茶”，这两种现实间的紧张状态便不能改变消除。
酒说自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此言不谬。但从8 世纪开始，茶确实提供了另一个与佛教有关的有趣选择，茶的推广实际上利用大量的佛教文献，与反对饮酒齐头并进。佛教酒戒对帝国饮食习惯的影响可能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原因。 
而另一个时代精神的反应则来自于公元755年的安禄山造反，造成了嗜酒诗人作为文人榜样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红尘之外爱茶禅师的正面形象的升起。
僧人点出了酒引起的社会问题，从而鼓励人们戒酒，又推动了茶的传播，因此佛教可谓是促使人们从一种“准字号药物”转向另一种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