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按照时代对各个中国王朝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和实践进行分析

秦代属邦与一般郡县的不同首先在于，属邦拥有自治权，而秦王朝只对它实行间接的统治。
1259年蒙哥汗去世，以此为契机，蒙哥汗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围绕汗位的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于整个蒙古帝国的前途来说，两个人争夺汗位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由谁来继承蒙古帝国汗位的问题。在这场争斗中，身处蒙哥汗的留守首都哈剌和林的阿里不哥，得到了西部各蒙古游牧汗国汗王们的支持；与此相对，以燕京为根据地、担任九年汉地总督、当时正在指挥对南宋战争的忽必烈，则得到了东部各蒙古宗王的支持。在这场争斗中，忽必烈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主要也是汉地的经济和人才。也就是说，如果由忽必烈继承蒙古帝国的汗位，就意味着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将从沙漠以北的蒙古地区移至汉地，而随着这一地政学上的变化，帝国的性质也将必然发生变化。
汉人统治者将其统治下的地域分成多重来进行统治，而非汉民族统治者则是将其统治下的地域分成多元来进行统治。
元代之前，中国的王朝对周边的非汉民族集团，实行的主要是“羁縻政策”，而并未追求一律实行中央集权的划一的“天下”。而在土司制度下，中国的王朝虽然也对异民族实行间接统治，但是却将它看作“中国”内部，并且开始了“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和“非汉民族的汉化”的进程。尤其是到了明代，实行“改土归流”，将已经具有“汉化”倾向的土司地区变成王朝的直接统治地区，从而彻底实现“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和“非汉民族集团的汉化”，在“中国”内部实现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统一。清王朝之所以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虽然也有强化统治的目的，但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改土归流来证明清王朝是中华而非夷狄，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汉人立场相同，具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虽然同样是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西部与北部的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的维吾尔地区，一旦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之后，就开始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而在清朝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中国西南地区，不仅没有出现民族独立的运动，而且涌现出许多挚爱中国甚至为之洒热血献生命的汉人以外民族集团出身的人士。清朝之所以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它要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中华王朝，它的结果是使中国西南部的民族问题从政治的层面集中到了经济的层面。可以看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在前国民国家时代中被造就的国家意识，可能影响到它在进入国民国家时代以后对于所属国家的认同。
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特征并不是谋求全国的同一化，让边疆地区逐渐靠近内地并逐渐内地化，而是以位于中国内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为“藩部”地区（当相对于藩部周边的藩国时，藩部又被称为内藩）。“藩部”实质上就是一个以满人首领为盟主的、由满人与中国西部北部各民族集团共同组成的政治同盟体。
将维吾尔社会与汉人社会完全隔离起来，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保护维吾尔人的利益不受汉人的侵害，而是阻止维吾尔人与汉人进行交流和吸收中华文化。然而，这一具有狭隘民族意识的统治政策，妨碍了维吾尔人形成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它不仅给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了破绽，也是给王朝时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留下的民族问题的病灶。不仅仅是维吾尔问题，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影响到现今中国的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蒙古独立、西藏独立，同样也是发生在当年被清王朝列为藩部而被与中国内地相隔离起来的地区。
最早打破这一传统局面的事件，就是1884年的“新疆建省”。通过在新疆推行了“省制”，清朝正式废除了从1760年统治新疆以来一直实行的间接统治方式和传统的民族隔离政策，使新疆在藩部的三个地区中最早脱离了藩部体制。
开始放弃“藩部”制度而对周边民族所在地区实行直接统治，也是中国放弃追求天下国家形式和传统帝国思想的开始。所以，“新疆建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清王朝改变了它的统治政策，更在于它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转变自己的国家思想和民族集团意识。此后的事实也说明，“新疆建省”这场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了中国建设近代国家过程中确立主权领域的范围——确定“领土”和确认“国民”——建设“国族”的问题。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2月7日发出的《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中，正式放弃了它多年来一直提倡的承认内蒙古民族独立的思想，以1937年为界，中共尽管仍然举着支持“民族自决论”的旗帜，然而在实质上已经放弃了支持和赞成民族独立的政策。促使中共放弃赞成“民族独立”的，都是因为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领土侵略野心。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其凶残性和庞大的野心，促使中共最终放弃了支持和赞成民族独立的思想。
中共关于解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2—1937年。在这个时期中，中共的民族思想是由同意“民族自决”——允许少数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与提倡“民族自治”——希望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建立联邦制国家为两大支柱或两个层面构成的。第二个时期为1937—1945年。在这个时期里，中共的“民族自决论”发生了质变，在实质上完全否定了少数民族集团脱离中国的“民族独立”；而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出现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说明该时期内中共决定民族政策的原则，由当初按照共产国际的思想只顾及少数民族利害关系的单一型原则，转变为在提倡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的同时，也注意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并且注意动员和组织少数民族接受中共领导的复合型原则。第三个时期为1946—1949年。在这个时期里，中共又放弃了“联邦制”思想，并且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逐步转化为它所领导的新政权的政治制度。1949年前中共关于国内民族问题思想的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共自身变化和壮大的过程。上述第一个历史时期，其实也就是中共的幼年期。此一时期中它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国家”的思想，除了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影响之外，应该还与诞生不久的中共自身也比较重视阶级政党性质这一点有关。第二个时期相当于中共的青年期，它之所以否定“民族独立”，其原因主要在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也使中共意识到要想得到发展，就不能不明确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性质。第三个时期相当于中共的壮年期。它之所以否定“联邦制”、最终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因为它的立场正在发生转变：作为一个执政党，在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同时，它还要担负起从制度上保障国家不被分裂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