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和第二章

序章
研究对象是社团，着重探讨了慈善团体和救火会。
社团活动形成的地域社会，书中具体指上海都市社会。
地域社会表现为社团网络。大小社团产生了对地域的认同（即共同性），便形成了地域社会。文中所谓共同性指上海人的认同。
公领域是公共职能覆盖的领域。这些公共职能可以属于国家，也可以属于社团，所以公领域就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第二章
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大事年表
1836年，同仁堂接管育婴堂。
1855年，同仁堂和辅元堂合并。
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立，原来同仁辅元堂运营活动中不属于慈善事业的市政工作，转交总工程局。
1912年3月1日，上海慈善团成立。
1912年秋，清节堂停止续收，筹设妇女工艺院。
1927年4月5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
1927年7月，上海市政府公益局成立，不久废止，慈善事业管理并入农工商局。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管理私立慈善机关规则》，要求私立慈善机构按月提交会计报告和活动报告。
1928年8月，农工商局改为社会局。
1930年夏，社会局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财产整理委员会。
同仁辅元堂
司总，在善堂中负主要责任的董事。
夫马进将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中所载“船商之最著者”与同治元年《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中开列的司总姓名比较后，得出“有势力的船商几乎都是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的结论（《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59页）。
救助水难事业的资金虽然主要来自船商、豆业和布业的行会捐赠，但该事业之营运与地方官府有很大关系。上海道台就屡次制定同仁辅元堂的救生局章程，救生船船体上也写着“官设黄浦江带挡救生”的字样（《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67页）。
知县等地方官常常将与上海的公共事业相关的工程委托给同仁辅元堂，还经常通过捐赠提供资金。民间也会在没有任何地方官参与的情况下，把捐赠的资金委托同仁辅元堂办理公共工程（《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70页）。
同仁辅元堂事业的地域范围不限于县城和近郊，其《赊棺条约》规定的事业地域范围实际上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包括在内（《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71页）。
夫马进认为，太平天国前后，同仁辅元堂的变化基本限于事业地域范围扩大至租界，事业类别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72页）。
根据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慈善事业属于地方自治的范畴。
根据《上海市政厅慈善团办法大纲》，由慈善团整合市内各善堂，统一管理慈善事业，慈善团隶属于市政厅。
上海地方士绅创议设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最初目的之一在于加强华界的市政建设，赶上租界。“丐规”原本是南市各商店为了避免遭到乞丐的搅扰而向乞丐头目支付的一笔钱。地方自治开始后，由于有警察维持社会治安，乞丐数量减少，“丐规”就基本上成为乞丐头目们的外快收入。市议会认为应该将乞丐们送往贫民习艺所学习谋生技艺，并由贫民习艺所雇佣乞丐头目使其不致失业。由于在这个意义上贫民习艺所维系着全市的治安，故应将“丐规”充作其经费。推进地方自治的人士认为，建立设施收容那些整天徘徊在街头的乞丐，使其学会一门能够自立谋生的手艺，成为新的上海市民，乃是一项当务之急。从民族意识出发，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代表性的大都会，上海应该具有整洁的市容和良好的收容设施。
清末民国上海慈善团体接受善捐的差异：
清末善捐主要来自各行业的行会，《征信录》中称为“提捐”。参见第97页。民国善捐主要来自个人和个别工商业资本，商人团体的捐赠则不是主要部分。
慈联会的设立，是地方精英联合应对民众权力压力的举措，表明了地方精英希望通过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都市社会中维持领导权的意图（第106页）。
上海慈善团体经过发展，最后形成了三大区域性联合组织。一是在南市开展主要业务的上海慈善团，一是成立于闸北的闸北慈善团，一是活动于租界的仁济善堂。
上海慈善界的资金网络
阮清华认为，上海慈善界的资金网络以上海慈善团为中心，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的慈善团体由慈善团接收、兴建和管理，业务受慈善团领导，经费由慈善团负责；第二圈层的团体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相对完整的会计核算，也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募捐渠道，不过其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慈善团拨款；第三圈层，只是临时接收慈善团的资助（《试论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网络化发展》）。
阮清华借鉴小浜正子的“资金网络”，进一步扩展为组织网络和活动网络。不过，网络一词是否可以恰当地描述慈善团体的组织形态和联合形态，仍存疑问。在阮这里，网络主要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而小浜正子不止于此，她提出的社团网络最终指向的是地域社会的构建。
南京政府时期，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成为上海慈善界活动的核心，充当各慈善团体之间的联络机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加大了行政参与民间慈善事业的力度。从这两个意义说，民国前半期上海慈善界的自由时代结束了（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