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荒诞”章节末尾处

今天，关于国家的概念和宗教的地位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论战，不同地方的人也在就此苦苦思索。对这些人来说，有一份文件可以帮助他们集中思想并指导他们做出选择。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约20页长的一段。它是名叫伊凡的兄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一首诗，准备朗诵给最小的兄弟阿廖沙听。诗的标题是“宗教大法官”，伊凡首先说明这首诗并不押韵，也没有写下来，如果阿廖沙愿意听他就念。可以把它称为一篇幻想小说，一个寓言。伊凡是既不信天堂也不信地狱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厌恶生活的存在主义者。阿廖沙坦率、善良、信仰纯朴，他表示很愿意听他哥哥的“诗”。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盛极一时的塞维利亚。在对100名异教徒处以火刑的第二天，基督现身了。人们马上认出了他，跪下对他顶礼膜拜。他们恳求他使一个躺在棺材里被抬到教堂的小女孩复活。他一开口说话，小女孩就微笑着坐起身来。他还使一位老人复了明。基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幽灵或幻影。在这些奇迹发生的时候，年迈耄耋的大主教法官出现了。他也认出了这个陌生人是谁，命令卫士把他逮捕收监。出于向来的畏惧，噤若寒蝉的人群没有抗议，而是跪下膜拜起大主教来。
是夜，大法官去了基督的囚室，痛斥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罪行不仅是在地上现身，还有从一开始就给人提出的残酷的高要求。法官的指控内容详尽，是一篇关于政治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小型论文。法官重提了魔鬼为了把基督拉下水而提出的三大诱惑：先是当基督在沙漠中挨饿时请他吃面包；然后催促他从高处跳下以表示他可以奇迹般地得救；最后向他展示地上的帝国，用权力对他施以诱惑。法官说，基督拒绝了所有这些诱惑，以实际行动重申了人类的自由天赋；人的良心在做选择的时候是不受强迫或限制的。
但是，大法官说，普通人软弱、糊涂、罪孽深重、不堪如此重负。看到这样残忍地压在普通人头上的负担，人群中一些智者主动担起重任，给人们提供使他们安心的东西；采用的方法就是教会的僧侣统治。它提供了面包。人需要面包，但生活不能光有面包；软弱无依的心灵还需要确定性，希望有奇迹、神秘感和权威。这些教会也可以提供。人的最终愿望是一致性，是人同此心的安定感。由于思想控制和其他礼物，特别是面包，不可抵挡的吸引力，这一愿望的实现指日可待。
在大法官慷慨陈词期间，基督一直微笑不语。大法官又继续说，基督不仅通过给人以自由而伤害了这些上帝的产物，他还给智者们——在地上维持着这个大骗局的10万人——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他们生活在悲伤之中，被剥夺了自由，因为他们必须把戏演下去并“收拾他留下的残局”，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热衷于权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怜悯。
阿廖沙不时打断伊万的朗诵，对他对福音书和教会意义的解释表示抗议。伊凡疼爱弟弟，不与他争论，只是接着往下念。虽然微笑的基督一言不发，但这四人之间的戏剧张力绷得紧紧的。最后结局如何且不必管它，倒是这一僵局正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相连。［这段摘要应诱使读者去读这篇杰作，它载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第二部分，第五章。也可找到《宗教大法官》的单行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伊凡，后来变为成熟的阿廖沙，但他对于人的观点并没有太大改变。他选择了自由，但赞同教会法院院长波别托诺采夫的政策——院长当然不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但他是掌管着与天主教相似的东正教僧侣统治阶层的独裁者。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们的私生兄弟斯梅尔迪亚科夫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的寓言中揭露的大多数人的个性：软弱、轻信、罪孽深重，还充满着虚荣心、愤懑和通过对理解不了的书籍生吞活剥而得来的半吊子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从波德莱尔到奥尔特加·加塞特的社会批评家一样，把所有阶级都聚拢在大众人这一形象中，他们无论出身或教育如何，都一样卑劣可鄙。
苏联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企图执行宗教大法官所说的给大众提供面包和神秘感的计划，伊凡的创造者对此不会感到吃惊。无情的权威和完全的一致，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319）；农奴的解放和工业化的开始来得太晚，来不及培养别的习惯，反叛的知识阶层缺乏政治技巧，多次遭到镇压。和在西班牙发生的寓言中说的一样，面包确保了对苏维埃的顺从，但苏维埃干部的效率却比不上大法官所说的10万智者，造成苏联政权解体的是面包而不是思想。
20世纪晚期西方的福利国家既不是苏联，也不是16世纪的塞维利亚，但在某些目标和手法方面却有相似之处。人民向往安全的愿望是一样的，虽然在西方还有与其相伴随的享受自由的愿望。像大法官暗示的那样，这种结合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可能根本行不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斗争，把所有人从祖辈的束缚和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恰好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制度的成败。但在进行这一风险很大的评估之前，必须勾勒出构成时代的基调和情绪、礼仪和道德的要素，而寻找这些要素的地方是个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