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国富论》的3个故事

19世纪，经济学家们对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大幅删减。缩减为3页、3个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
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劳动分工是如何提高生产力的。斯密以制针业为例进行解说：
以微不足道的制针业为例。该行业常因其劳动分工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行业培训（劳动分工已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行业）也不熟悉制针器械（劳动分工可能导致新器械的产生）的工人，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一天也难以作出一枚针，来更别说20枚了。但是，按该行业现有的工作方式，不仅整体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他所分成的许多部门也大多是特殊的职业。第一个工人负责抽金属丝，第二个工人负责拉直，第三个工人负责切断，第四个工人负责削尖，第五个工人负责将顶端磨光以便安装针头；制作针头也有两到三道不同的工序；装针头和把针刷白是不同的工序；甚至将针头包进纸里也是一道工序；就这样，制针的重要工作被分成大约18道不同的工序。[在一个有十名雇员的工厂里,] 尽管它们非常穷,缺少必要的器械……尽力而为的话，却能每天制造出价值12英镑的针。每英镑有4000多枚中等大小的针。所以，这十个人每天能制针四万百千多枚。（《国富论》，14-15页）
斯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猎人时代”。在这一阶段,每个人都必须扮演许多角色——保姆、猎人、采集者、制矛工、陶工、厨师、裁缝等，看似什么都会，其实一无所长，生产力低下，质量也无法保证：衣不蔽体，锅放不稳，肉(如果矛好使的话）也不新鲜。没人有机会在实践中完善技能，因为他们都自给自足。即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材料来研究陶器制作，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个人一生也用不了多少罐子。

但是，如果每个穴居人都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剩余部分与他人交换，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擅于造长矛者发现，自己制造出更多的长矛，与擅长造锅具和打猎的穴居人交换，就能更快、更好地得到锅、肉和其他必需品，每个人都从中受益。有了更好的武器、老练的猎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食物供应就变得更加可靠和安全。社群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这时，向斯密的穴居人发起挑战的部落是愚蠢的，因为不仅他们的食物和武器装备更多更好，而且他们惯于合作，可以更好地交流。这是因为即使没有钱作为媒介，穴居人在产品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也促进了他们语言的发展（《道德情操论》）。斯密指出，“没有人见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进行公平而深思熟虑的交换”（国富论）。也没有人见过狗使用语言。
第二个故事：
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以及面包师的善行中得到自己的食物，而是从他们的自利之心中得到的。我们要唤起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不要和他们说我门的需求，说他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国富论》）
  人性（斯密通常以“仁慈”代指）和其他高尚的情操在市场活动中是不存在的，而且理应如此。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在此间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它可能要求我们暂时忘却我们在其他领域所展现出的高尚情操。这就是经商的代价，与个人恩怨无关。
  我们所有人都从市场活动中受益，所以要避免因害怕成为伪君子而过于谨小慎微或关于说教。
…《华尔街》电影中的那段著名的演讲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盖柯游说一家虚构的纸业公司的股东们，希望他们支持他对该公司的恶意收购：
  重点是，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了——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理清一切——抽丝剥茧，抓住了进化精神的精髓。贪婪，无论何种形式——对生命、对金钱、对爱情、对知识……，都是人类前进的标志。

  斯密并不赞同这种贪婪的、“狗吃狗“的资本主义。…斯密说，“人性中……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倾向”——所谓交易的本能——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原因。
第三个故事：（看不见的手）
事实上，他既不想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也不关心自己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成一个与他的意图无关的目标。…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他往往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我从来不知道那些宣称为了公共利益而交易的人究竟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做作之举在商人之中并不常见，所以很少需要用言语来劝阻。（《国富论》）
  斯密也是启蒙运动的一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年）中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从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而“不成熟”则被他定义为“没有别人的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
尽管斯密谨慎地指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但人们常常把它当作政府的替代品——事实上，当作任何政府的替代品。
  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的主要威胁是“商人“，而不是国家。这并不奇怪，因为商人在国家和政治家出现的几个世纪前就开始管制贸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