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营文本

有些人抄写书籍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个人的乐趣。齐高帝第十一子萧（472-93)以细字亲手抄写《五经》，把抄本放在一只巾箱里。侍读贺阶问他：
“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他回答说：“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听说以后纷纷效尤，是为“巾箱五经”的由来①。
如杜德桥所说：“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家统一和国家文化的象征，因为它确立了统治王朝的合法地位以及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合法身份。”
公元七世纪，丘悦的《三国典略》一书对梁朝历史的最低点—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之一——作了如下叙述：
帝入东阔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研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梁书》的作者姚察父子，对萧梁皇族的缺点向来保持沉默，对萧绎的焚书行为也同样绒口不言。当然，这很可能就象杜德桥说的那样，“一个皇帝，文明的守护者，本人又是一位作家，自觉地、有意识地‘制造这场’中国文明的历史性灾难”，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型号的灾难”，因为太巨大，以致令史臣哑口无言。不过，对于生长在梁朝、曾经在梁朝出仕、对梁朝君主的不幸命运抱有深厚同情的姚察来说，把他的痛心惊变掩藏和压抑在史臣简洁乃至枯寒的文风里，也许是一种心理上较为容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