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爱德蒙・雅毕斯与书的疑问

文学所承受的一切折磨总是在文学自身中被转型，被消耗和被遗忘；总是变成对自身，通过自身并在自身中所进行的修改，成为禁欲苦修，也就是说总是成为生存的计策。生命在文学中被否定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更好地存在。它对自己的否定并不多于对自己的肯定：作为延异（ differance），它延迟自己并书写自己。书总是生存之书（由犹太上帝掌握的《生命之书》乃是其原型）或是死后之书（由埃及人掌握的《亡者书》是其原型）。当莫里斯・布朗肖写道：“人究竟能否胜任一种彻底的考问，说的终究是人能否胜任文学？”从生命的某种思想出发，大概人们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除非我们承认纯文学即非文学，或者说它就是死亡本身。关于书之源头的问题，是个绝对的考问，是个对所有可能考问的考问，是“上帝之考问”它从不属于任何一本书。除非它在说出其记忆中，在其考问的时间中，在其句子的时间与传统中忘记了自身，除非自我记忆，即将提问与自己联在一起的句法不对这个本源作一种伪装性的肯定。因为关提问的书已经远离了提问的本源。
    此后，上帝要想成为雅毕斯所说的一种上帝的考问，难道不就得将一种最后的肯定转换成问题吗？那个时候文学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下意识位移
    理达拉比说，有一本上帝之书，上帝通过它质问自己，也有一本人之书，它的大小限上帝的那本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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