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新人

1.新小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新小说”是向前走的小说）
新小说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
在所有的艺术领域中，在所有的时代中，各种形式有生就有死，必须连续不断地更新它们：十九世纪类型的小说写作法，在一百年前还是生机勃勃的生命本身，到今天却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只能用作令人厌倦的戏仿。
我们是在与过分僵硬的清规戒律的斗争中，彼此聚集到了一起。
尽管我们被指责为理论家，事实却正相反，我们不知道一部小说，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我们仅仅知道，今天的小说将是我们今天写出的样子，我们并不需要关心它跟昨天的小说的相似之处，我们需要的是前进得更远。
2.新小说所做的只是跟踪小说体裁的一种持恒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新小说”）
我们远远不是在彻底摧毁过去的一切，而是在最轻松地赞同着我们的那些先驱者；我们的抱负只是继续他们的事业。不是做得更好，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是紧跟在他们后面，在现在，在我们的时刻，位于他们之后。
当人们竭力想在我们的书中寻找已经消失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或至少也差不多耗尽了的任何一部活生生小说的要素痕迹时，如性格、时间顺序、社会学研究，等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品的结构才是令人难堪的。无论如何，新小说将具有这样一种价值，即让一批相当数量的（并在不断扩大着的）公众意识到小说体裁的一种普遍性的发展，而一些人却坚持否定这一发展，把卡夫卡、福克纳以及所有其他人打发到可疑的边缘区域中，而实际上，他们明明就是本世纪初期最伟大的小说家。
二十年以来，毫无疑问，事情在加速发展，但是，那并不仅仅是在艺术的领域中，每一个人都将同意这一点。假如读者有时候会在现代小说中感到别扭，那跟他有时候感觉自己迷失在世界中是同样的方式，当他周围的一切都向陈旧的结构和陈旧的标准让步时，他会感觉自己迷失在了他所生活的世界之中。
3.新小说只追求一种彻底的主观性。（没有全能的上帝视角）
我的小说——如同我所有朋友们的小说——甚至要比巴尔扎克之类的小说更具有主观性。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是谁在描写世界呢？谁是那个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他同时位于四处，他同时看到事物的正面和反面，他同时跟随着面部表情的运动和内心意识的运动，他既了解任何历险的现在，也了解它们的过去和未来，谁是这样的叙述者呢？那只能是一个上帝。
惟独只有上帝才能声称是客观的。而在我的书中则相反，是一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一个位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人，受他的激情所限制，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作品并不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只有他的经验，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这是一个在此地的人，一个在现时的人，他就是他自己的叙述者。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显然性面前，只要我们不把自己的眼睛闭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的读者一旦从既成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无论是文学概念还是生活概念，我们的书就可以被他们所接受。
4.新小说是面向所有有诚意的人的。（不需要具备对于特定时代/历史……的知识）
我们的书是用所有人在所有日子里使用的字词和句子写成的。
我们的书并不构成任何特别的阅读困难。人们甚至可以问自己，某一种文学文化是不是有损于他们的理解：在1900年就停止了的那种。与此同时，一些很简单的人，一些也许并不熟悉卡
夫卡，但却也没有被巴尔扎克式的形式弄糊涂的人，会觉得读这些书时毫无障碍，他们会在书中认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还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些书，不但不会欺骗他们，使他们在某一种所谓的生存意义上上当，反而会帮助他们看得更加明白。
5.新小说并不提出现成的意义。（不提出而是去探索）
人们会立即看出，为什么巴尔扎克式的物是那么令人心安，它们属于一个这样的世界：人在其中是他自己的主人，这些物是财富、财产，问题只是要去占有它们，保留它们或者征服它们。在这些物和它们的拥有者之间，有着一种持恒的同一性：一件简单的坎肩，已经是一种性格，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地位。人是任何事物的理由，世界的钥匙，是它自然的主人，有神圣的权利…
今天，我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始终是有异议的。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意义，艺术作品怎么可能阐明一种预先就明了的意义呢？
现代小说，如同我们一开始就说过的那样，是一种探索，但却是一种自身就能逐渐创造出它自身意义来的探索。现实是不是有一种意义？当代艺术家是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在他经过之后，也就是说等作品一旦完成后，这一现实也许将有一个意义。
为什么从中看到一种悲观主义？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抛弃的反面。我们不再相信由陈旧的神圣秩序，随后又由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秩序带给人的任何凝固的、现成的意义，但是，我们会把我们整个的希望转给人：只有人所创造的形式，才能带给世界以意义。
6.对于作家来说，唯一可能的介入，是文学。（而非各种使命）
在作品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确定性，没有论断，没有信息。相信小说家有“什么东西要说”，相信他随后就寻求着怎么来说，实际上体现了最最严重的违背常理。因为，恰恰是这一“怎么”，这一说的方式，构成他作为作家的计划，在所有人中间都不明了的计划，它以后将成为他书中可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