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改变中的规则：一声长叹

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形成了生活形式的概念，是因为他想弄清楚词语是如何获得意义的。他逐渐意识到，词典中的定义只是将问题推后了一个阶段对于每个定义，人们都可以询问它的组成词是如何获得意义的。维特根斯坦总结，用途是词语意义的基础一一
    询问用途，而不是意义。”“细菌”这个词的意义可从外科医生洗手的方式中找出一一我们没有看见细菌，只看见了清洗，但这种清洗告诉了我们细菌的存在。清洗在消灭细菌的同时也在“创造”细菌，因为它创造了事物的规则。不过，维特根斯坦没有讨论意义改变的方式，只讨论了意义是如何维持的。我为自己于1985年出版的书起名为《改变秩序》，因为我想观察意义改变的方式，这也是我观察科学的原因科学是研究“意义改变”的完美实验室，因为构成科学变革的大部分活动都位于有限的相对容易观察的空间之中。试想一下，研究艺术、时尚或者政治方面的改变得有多难。
    社会学研究是时代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科学家们需要做的是，阐明科学变革本质上并不是理论和实验合理搭配后“自动”生成的产物。当时，科学的权威性太强一它似乎高高在上，其发言人如同身着白袍的牧师，乐于就广泛的科学话题发表高谈阔论。需要揭示的是，科学变革更像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变革，而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一一将科学描述成公式，将科学家描述为“电脑”般的天才。我的关键发现是，仅仅观察哪个实验结果可复现而哪个不可以，是无法决定哪种方式能够改变规则的，因为实验技能存在诸多默认的成分。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提出负面意见，实验或实验者的水平总是会受到挑战。反过来，复现不仅仅是做实验，它意味着认同谁是有能力的实验者，而谁不是，这使得复现的过程看起来更像是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