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集于本书的这些文章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统一性，也许这只是一种回顾来路时的幻象。
这种统一性首先来自于二十多年前我所选择作为思考与考察领域的这个时代，那时候我尚未清楚地意识到促使我这样做的动机。如今，我会说中世纪吸引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一些职业上的考虑。我那时决意成为职业的历史学者。不容置疑，多数科学实践都是由职业人士们进行的，是专家们的事情。历史学科并不那么具有排他性。虽然，我认为对于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具有很大争议的，在我们的时代传媒将用形象或文字书写历史的可能性交到了几乎任何人的手中，在此我不去探讨历史创作（production）的质量问题。我并不要求属于学术界的历史学家的那种垄断权。业余历史研究者和通俗作家们自有他们的吸引力和用处；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当今人们对参与集体记忆的需要。我希望历史在变得更加学术化的同时，仍旧能够保持成为一门艺术。它滋养人们的记忆，它对品味、风格、激情的要求与它对严格和方法的要求同样多。
事实上，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史学实践中来看，或许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并不比“业余历史研究者”、“通俗作家”走得更远。最近看了《军中乐园》，作为一部描述冷战格局下与分断体制下普通人的生计、取舍的电影作品。他对于迁台军人和女性的塑造可能比一般的历史研究更加激动人心。五条人的《彭阿湃》对于阶级与革命的讨论，也未见得比某些历史著述浅薄。如果说，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了给人看到生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是为了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可能。那么历史学的论文能走的路可能比小说、电影和摇滚乐要窄。但也不必因此否认专门化的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如果没有符合技术规范的研究，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边界的探索将止步不前。
此外，作为史学工作者自身，永远不能放弃的还是严格和方法的训练。这才是历史研究能够走到更远的前提。
历史学是用文献和思想，用原始资料和想象力构成的。然而，我曾认为古代史专家（当然，我搞错了——至少夸大了）注定要始终进行令人泄气的两难选择，要么他局限于史料不足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微薄材料继续下去，并因此陷入纯粹书卷工作的残缺引诱，要么贸然投入重构历史的魅惑。近代史学曾经（再一次，我对此的看法是夸大的，如果不说是错误的话）出于相反的原因让我忧虑。要么历史学家被史料的重负压垮，史料使他屈从于一种统计学与数目字的历史，这种历史同样是简化的（因为虽然计算史料中可计算的东西是必要的，但必须用所有那些超出数字掌握的并且往往属于本质性的东西来书写历史）；要么历史学家就放弃整体的视角。后者是片面的历史，前者是留有空白的历史。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中世纪，人文学者曾把它看作平庸的间断期而非一种过渡期和通道，他们将之看作伟大历史的幕间休息时间，看作时间波浪的低回处，我在那个时候觉得中世纪这个时期是进行必要的联合研究的最佳领域，将书卷的精深研究（学术意义的历史学岂非正是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中叶之间的时期才产生的吗？）与某种想象结合起来，这种想象所依据的基础为想象的飞跃提供了合理性，却又不斩断它的翅膀。那时，对我而言（并且始终如此）历史学家的典范不正是米什莱吗？他是具有想象力的人，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他是能起死回生的人，但人们忘记了，他还是以档案为依据的人，这些档案复活的并非是一些幽灵或幻影，而是一些被埋葬在史料中的真实的生命，就如同被凝结在大教堂建筑中那些真正的思想，这位作为历史学家的米什莱，虽然他在事后觉得知有在写完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才能透过气来，但对于过去的时代而言，他最亲近的还是中世纪。
如果历史学家被史料的重负压垮，史料使他屈从于一种统计学和数目字的历史……但必须用所有那些超出数字掌握的并且往往属于本质性的东西来书写历史。确实，距离今天越近的历史所留存的资料更多。但是就形成整体性认识的角度而言，我倒是觉得与远近无关。就资料的完整而言，理解今天的社会可能是并无难处的。但是，人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理解，就真的能够超越对于过去的世界吗。
总的来说，米什莱作为历史学家，他意识到自己是时代的产物，是与社会相一致的，这一社会同蒙昧与反动的不公正与黑暗进行斗争，同时它也在于那些对于进步的幻想进行斗争。这是以为通过自己的著作与教诲进行斗争的历史学家，或许如同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那样，作为某种无法言说的话语的歌唱者，他感到焦虑，那就是人民的话语，但他懂得如何摆脱这种焦虑，他不是去将历史学家的话语与历史斗争之中的人民话语混同起来——我们知道这种混淆极有可能导致对历史和人民的最糟糕的奴役，虽然声称是在将话语赋予人民。
激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