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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有把学术仅仅当作权术和赢利手段者，有党同伐异者，也有各种投机取巧者，更有眼睛向上层看的知识分子立场定位一我自己就面对一位博士新生以下真诚的诘问忍俊不禁：“赵老师，你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为什么还批判？”虽然我的一位访问学者说，最怕我拿学生和访问学者作例子说事，但以下的故事的确让我很有感触：一次，我收到了国内一位素不相识的学者的访学申请，出于学术公共性和这位学者在研究兴趣、所处地域、年龄、性别等方面的代表性考虑，我推荐她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高额访学资助。她来了，第一次与我见面，就以一位受压制和被剥夺者的主体性对我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我问，你和谁比？她说，跟我们领导。我问，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你跟工人农民比过吗？她很坦率地回答道，没比过，这个问题也没想过。
的确，在这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已被“文革”悲情彻底否定的时代，在当年作为对“臭老九”的娇正和补赎而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面政治定位早已被遗忘和抛弃的今天，在这个不是主动就是被逼去西方访学的中国学者（月初回国讲学，知道国内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的新规定：没有在国外一年以上的访学经历，就不能提正高职称）可能比到中国的工厂农村做田野研究的学者多的时代，谈学者的“天职”近乎奢侈，而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又怕要被扣“回到文革”高帽。②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所以还被社会认为是一种值得投入和关注的事业，我们之所以还能吸引除了把学术当作进入中产阶级的阶梯、把导师当“老板”的异化学术劳动之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不正是因为还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坚守韦伯意义上学人的“天职”吗？而且，当一位学者通过自已的学术实践，使学生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发现自我，确立自已的学术伦理，不再做自我异化的学术，并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所占有的话语权有超越自我认识的时候，他们不是为学术共同体注入了一份新的“正能量”吗？引自 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赵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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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是或明或暗地将自己的态度“强加”给学生，他应该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课堂上，学生必须听老师说话，但是课堂上的老师因为没有人能够批评他，如果他不能尽自己的职责，用知识和科研经验帮助学生，而是乘机渔利，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作为“科学”的学术无法涉及终极关怀，在一个不同制度的神和价值相互争斗的时代，价值的多元性使得一些事物不美、不善、不神圣，却可以为真。在一神论的基督教被祛魅之后，价值多元性之间的争斗和冲突已经成为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须勇于正视这个时代的文化命运。对于大学的教师来说，课堂并不是“政治”的领域，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党同伐异的政党政治，教师不应该扮演政党领袖的角色，其首要职责是要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即相对与他的党派观点而言不同的事实。教师要做到使学生头脑“清明”，能够在价值问题的选择上，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实践的手段，因此，教师的职责是向他们指出选择的必然性，并且到此止步，即不是把自己的立场灌输和推荐给他们。诸神之间无尽的争斗，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②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其斗争也是不能有结论的，因此，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但是这个抉择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做，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先知”或者教师。引自 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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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支配的类型有三种，传统型、魅力型（chrisma）和法制型。值得注意的是，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第二种即克里斯玛型是以“天职”为追求的，“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②群众对这样的领袖的服从是建筑在其个人素质之上的，也就是他被认为是一位受到内心“天职”召唤的人。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原型正来自于古以色列的先知类型，韦伯曾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强调过，这样的“先知”类型是西方最早的也是特有的政治煽动家，作为“政治”家的先知出现的历史背景正是以色列作为古代民族国家的危亡。而近代国家的出现都是由君主发动的，以获得和拥有所有的政治资本，这导致国家最终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组织的工具。因此，不同于魅力型先知的职业政治家出现了，他们的功能是作为君主的臣僚。还有一些所谓的“自由”的政治团体宣称排除了君主的影响，它们的正当性来自于传统，大多数来自于宗教。这些所谓的“自由”的政治团体产生的温床就是地中海地区作为政治组织的城市。引自 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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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韦伯在演讲中断言：今天，无论是谁同意使用暴力，都必须接受这个悖论性的后果，无论是宗教还是革命。任何领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其追随者所构成的“机器”，他需要不断地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奖赏来维持机器的运转，因此，这架机器的动力（而不是领袖本人的动力）决定着领袖是否成功，“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的角度，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他所以能够控制这些追随者，仅仅因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大概不可能是多数）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怀有真诚的信仰”。®韦伯其实指出了革命的两个条件，一是先知或者领袖本身的信仰必须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二是其追随者的动机会和革命的第一个二提产生悖论。这正是为什么政治总是很容易沦为替报复、权力、分赃、俸禄等提供道德借口的肮脏游戏。而革命之后的因袭守旧的日常琐事，会使得圣战领袖和信仰本身销声匿迹，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性专家行话的部分。因为领袖的机器获胜的条件之一，正是将一切空洞化和事务化，使得人成为精神上的无产者。在韦伯看来，真正的政治行为本身必然伴随着去政治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道德上的和现实中的悖论关系对于以政治为“天职”的人来说，是必须明白并对此负责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周旋在恶魔的势力之间。超凡的圣人不采取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是因为信念伦理的信仰者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为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得救的人，不应该在政治的路上走。因为政治有完全不同的路，它必须在俗世中靠暴力存在，责任伦理的承担者则必须对政治行为的现实后果负责。否认这一点，就会把政治当成简单的政治家的煽动，而承认这一点，却正是为了承担现实政治行为的后果和责任。这里，我们需要看韦伯对信念伦理所做的更多的阐释。引自 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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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一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③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①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
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2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
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
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②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其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2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引自 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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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孙中山时代，中国积弱积贫，但孙中山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想象却是，中国有一天崛起之后要协助弱小民族共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中国强大以后可以仗势欺人，因为中国已经被帝国主义欺负得太多，我们知道这个苦，所以等有一天我们强大了就应该扶助弱小民族，使所有的民族处于个平等状态。而毛泽东时代则特别重视第三世界的政治视野，那个时代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迄今仍然是今天发展与非洲、拉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他们的视野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彼此割裂，而且都是奠基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争取全球正义的基础上的。这个全球正义的诉求，是不应该被遗忘和抛弃的，否则“大国崛起”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不重蹈资本主义强权逻辑的覆辙呢？引自 ——与赵月枝教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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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有很强烈的焦虑。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人认为新闻无学，做新闻理论的人也觉得似乎没有前途。大家普遍觉得党报理论已经过时了，西方的客观性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甚至“公共领域”理论，也介绍得差不多了，专业主义被讨论了一阵，再往下怎么走不知道了，看今天新闻理论方面的论文，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些词。作为理想的“专业主义”在今天的新闻实践中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丧失。我们新闻教育培养的学生，媒体不太愿意接受，他们宁愿要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因为我们的新闻教育不教学生如何分析社会和确立自我，由文人办报传统而延伸的人文素质训练和社会理想教育也几乎荡然无存，让位于对传播学“社会科学”方法的崇拜。而秉承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传播学，在八十年代中期通过把“新闻”客观化为“信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中国传媒的市场化铺平了道路。但今天的传播学，最大的焦虑却在于怎么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被认可的自足和自立的科学“学科”。我们发现传播学不够自治，不能形成自己的道统，像个十字路口，无法划地为界，别的学科可以随意进入，而我们却进入不了别人的学科。那些西方的传播学大师都不是从传播学这个“学科”出来的，所以这个“学科”本身有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新闻传播学科本身虽然问题重重，其对新闻实践界的影响却并非一个“无学”可以涵盖。相反，中国新闻改革的市场化推进是一直由学界在提供合法性支持的，我们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互相配套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只不过，新闻传播学界的这个取向并非只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所确定的，那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同。引自 ——与赵月枝教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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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谁怕贝勒爷》。它是从台湾导演赖声川的《千禧年，我们说相声》第一幕中《听花》一折改编而成，按照倪萍的说法是为晚会“特别打造”的。在剧中，这位满族的没落贵族贝勒爷，一面满腹牢骚地作威作福，一面却要两位说相声的吃不饱肚子的穷艺人：说点美的、说点雅的，“什么是美呢？”乐翻天想到的回答是：“一碗香喷喷、热腾腾、没有米虫、没有石头子的米饭，那就是美！”贝勒爷则答道：“啊呸，你那不叫美，那叫饿！”一正是其中的一段经典台词。然而我震惊地发现，晚会上的贝勒爷依然在问：什么是美？乐翻天却把“米饭”换成了“冬天里的大火
锅”！这一发现让我感觉沉重。呵呵，特别打造！不管这是自律还是它②的结果，它确实发生了。赖声川在这里煞费苦心地想对“主奴”关系做颠覆，结果却是不得不借助于最高权威的老佛爷，让说相声的“老百姓的”与最高权威进行象征性置换，其实还是对权威的屈服，虽然说出了“欺压老百姓就是奴才！”“比奴才还不如”！但听起来却更像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上海的美琪大剧院里，我看了《千禧年，我们说相声》的商业演出。两个百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巧妙迭加的剧情框架，一方面借助中国民间讽刺喜剧传统表达出历史的荒诞感，时空倒置、交叉、渗透的手段本是相声的传统，同时又在西方文人戏剧传统上构建了全剧整体的历史悲剧感，时代的大悲剧用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赖声川所谓“悲喜剧”，使悲剧和喜剧这两个古老戏剧美学范畴之间的神秘关系通过中国民间艺术的相声得到了新的昭示，这种回到戏剧发生源头的反思，确实很了不起；而另一方面，“鸡毛党”一段对台湾社会政治生态的辛辣讽刺，却让在场的观众有隔岸观火的安全感。它在大陆商业演出的顺利与成功，也许正得益这种安全感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剧的艺术生命其实是属于台湾的，背景置换了，逾淮则为枳，《谁怕贝勒爷》就是这样结出的果子。相声的民间性就在于它来自市井，作为平民阶层不平则鸣的社会心理表达，堵塞了这个管道，它的没落就是一个逻辑结果，因为它无法与百姓“共鸣”了。引自 国家、市场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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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让我惊讶的是：在台湾一些电视中色情节目的堂而皇之。特别是一些小的有线频道，不到夜间十二点钟，就开始放格调很低的黄片来赚取收视率，我说它格调低下，并不是因为仅仅有不健康的镜头，而是在于这些镜头明显是商业目的的。一位从美国刚到台湾的朋友也很惊讶，他说想不到台湾电视比美国还开放。综艺类节目中有一些带有非常强烈的性游戏色彩的成人节目，让我膛目的是主持人的主持语言和行为已经到了在任何正常的社交场合里都不可能被允许进行的，因为充满了露骨的性骚扰。我后来在台湾学者1997年做的研究报告里查阅到，台湾周末晚间大型综艺节目共有四个，都有程度不同的性骚扰现象，最突出的是台视（还不是有线台）的一档叫做《龙兄虎弟》的节目，报告中有一个例子，不妨一看：“（主持人）故意将女艺人说‘吹喇叭’的话引申到暖昧（口交）的意义上，或是唱着淫秽歌曲作为娱乐方式，如唱到‘我每天晚上陪你睡觉吹喇叭，我还要赚钱给你去乱花，你吃我喝我玩我睡我把你耍，你存心把我当傻瓜’‘昨天吃春药，我吃得睡不着，想要把你×××’”（《龙兄虎弟》1996年11月9号）。①如此的程度！我无法想象在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之中，父母如何与孩子共享这样的节目。这类节目都是建立在强烈的女性歧视的基础上的，既违背现代社会两性平等的价值追求，同时也降低了社会对这类性骚扰事情的道德罪恶感。引自 国家、市场与传媒
2025-03-09 1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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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优先于农业的现代化诉求，更是反抗资本主义掠夺的全球霸权，决定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六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是铁人王进喜，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精神表现为“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能源和钢铁，这是现代工业的第一要义，因此石油工人和钢铁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范，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为国家炼油炼钢的“主人翁”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实现的。因此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绝不意味着对专制的怀念，而毋宁是对以第三世界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精神反抗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主体意识的呼唤，正是在这样的主体意识中，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自己的国家和在国家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被压迫者的当家作主的感觉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一这正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无法被抹杀的重要遗产。引自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