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NEMAN对《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笔记(18)

那些在书本上被视为标志性事件的改革，在真实历史中可能呈现着一种缓慢的、模糊不清的面貌，这也提醒读史人，任何一个模型都是脆弱的，需要小心翼翼的考察其适用范围。所谓经济，只是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提炼出来的特征，之后再经过若干抽象后才被今人加以理解。不考察其细部，可能会谬之千里。

黄仁宇用万历年间的一段对话说明家国不分的政治传统对于明代财政的损害。但出于论述的详略，黄没有提到万历的贪婪放大了这一危害，使矛盾变本加厉的展现出来。朱东润讽刺万历可谓入骨：

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这是无可讳言的。孝宗有一些柔和，武宗有一些妄诞，但是这一枝中断，皇位落在世宗手里。世宗还是偏执，高傲；中年以后，有些颓废，不过颓废的中间，时常露出高傲的本色。穆宗看到父亲的模范，更加颓废，不过他还有些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的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的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经过几世几年的熏陶，小农的气息养成了。慈圣皇太后把这一股气息带进北京皇宫里面，再把这成斛成石的观念，灌输到神宗的血液里。明朝的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以后传到熹宗、思宗，嗜利的血液，经过几度的冲淡，已经不十分显著，但是国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熹宗的昏愦，思宗的操切，明朝的覆亡，成为必然的形势，而一切的祸根都在神宗好利的时期，已经种下。神宗中年以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献酒、色、财、气四箴，曾说：

竞彼锣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御史马经纶也曾上疏神宗，直言“陛下好货成癖”。万历三十年的时候，神宗病重，看看死日己近，这才下诏把自己发明的那些剥削人民、无补国用的商税、矿税，一概取消，召首辅沈一贯入宫，亲自把手诏交付他。一贯出宫以后，大臣们一面悲痛皇上的病危，一面也不免庆幸民生的复苏。第二天神宗突然好了，还是舍不得这一大注民财，再派太监们到内阁追还圣旨。大学士方在设法挣扎，太监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连来二十位，拼命坐索。神宗派司礼太监田义去，田义不肯，神宗从床上爬起来，拿刀子戳上去。内阁里这二十位太监，磕头恳求，额角都磕破了，血流满面，沈一贯无法，只有把圣旨缴进，一切矿税、商税照旧征收，银两不断地向宫中流进，才能满足这位小农的外孙。

地方政府获取预算内财政（税）的约束越刚性，那么对预算外财政就越重视，古（役）今（提留统筹、土地财政）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