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鸡毛菜对《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的笔记(6)

《巴黎评论》：那《九号梦》与村上春树呢？

大卫·米切尔：那时我对村上的作品十分着迷——尤其是《奇鸟行状录》。我当时在日本生活，多少有些疏离，不确定哪里是书中世界的边界，哪里是身边真实世界的起点，在那种很容易被渗透的状态下，我有些太容易受到影响了。我希望书里有足够多的个人印记，能确保它不只是对村上的致敬或模仿——但我并非作出这一判断的最佳人选。

《巴黎评论》：《基本粒子》一书获得的反响让您吃惊吗？

维勒贝克：是的。我期待它能有我第一本书差不多的成功。获得评论家的肯定，有一定的销售量。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因为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巴黎评论》：从《基本粒子》开始您会玩世不恭地利用媒体给每本书做宣传，您的法国评论家们对此很有意见。那时候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维勒贝克：那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想卖书就得大量上媒体曝光，我确实想赚钱，这样可以辞掉工作，这也是真的。那是有钱的唯一作用，换取自由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没那么肯定媒体能卖书了。

《巴黎评论》：那什么能卖书？

维勒贝克：口口相传。比如，眼下法国最畅销的作家是马克·李维。他从来不上媒体。

《巴黎评论》：评论家们也是因为《基本粒子》开始关注您的生平，因为书中人物似乎跟您有很多共同点。但您似乎对此很厌烦，即人们总把一切归结为传记。

维勒贝克：是的，很烦人，因为这否定了小说写作的一个核心特点，即人物们是自发生长的。换句话说，你从一些真实的事实出发，然后你就任由它凭着自己的动量滚动向前。你走得越远，就越可能把现实完全抛到身后。事实上你是没法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你可以使用其中的元素——但别以为你能控制一百页之后某个人物会做出什么事来。你唯一能做的是，比如，赋予这个角色你自己的文学品位。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让他打开一本书就是了。

《巴黎评论》：记得维克多·雨果，还有其他不少作家，都相信灵感的神奇力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和《百年孤独》搏斗了很多年，后来有一次他坐车去阿卡普尔科，在路上这部小说一下子从脑子里跳了出来。你提到对你来说，灵感是遵守纪律的结果，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著名的“灵光一现”这种说法？

略萨：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写作过程要慢得多。起初相对模糊，处在惴惴不安的状态，谨慎而好奇。在迷惑和模糊的状态下，有种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好奇心和精神，而后它就转变成了工作、读书卡片和故事大纲。再后来，等手边有了提纲，我开始理出思路，那种发散、模糊的东西仍旧存在。所谓“灵光一现”只出现在写作当中。任何时候，唯有辛勤劳作才能释放……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与兴奋感，这种兴奋感能带来启示、答案和灵光。等我专注于某个故事已有一段日子，终于触碰到它的核心了，那时候就会真切地发生变化。故事不再是冰冷的，与我不相干的，相反，它变得那么有生命力、那么重要，仿佛我所有的经历都和手头的创作有关。这个时候，我的见闻、阅读，似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我写作。我仿佛成了吞噬现实的贪食者。可为了达到这一步，必须首先经历工作对我的洗礼。长久以来，我都过着双重生活，手边的事情无数，但心里始终惦念着写作。当然，有时会着魔太深，显得有些神经质。这时候就得看场电影，放松一下。紧张工作一天之后，往往内心激荡不已，这时候看电影对我很有助益。

《巴黎评论》：几年前你发表过一篇散文，你说文学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是排他性的，要求毫无保留地牺牲一切。“第一等的任务不是生存，而是写作。”这让我想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句子，他曾说道：“航海是一种必需，生活却未必如此。”

略萨：你可以说写作是一种必需，而生活未必如此……或许应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事，好让大家更理解我。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但即便求学时读了不少书，也写了挺多东西，我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完全投身文学，因为那时候，专事写作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是很奢侈的事，对一个秘鲁人尤甚。那时我还有其他目标：想从事法律工作，或者当个教授、记者。虽然写作对个人是根本性的事，但我接受把它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等读完大学，我拿着奖学金到了欧洲之后，我认识到假如今后还这么定位，那我就永远也成不了作家；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定决心，不止把文学当成嗜好，而是当成自己的主业。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决定完全献身文学。由于那时候没法靠文学养活自己，我决定去找份工作，但条件是让我有余裕的时间来写作，而不会占用我的全部精力。换句话说，我是根据作家这个定位来谋职的。我觉得，这一次下定决心，标志着我一生的转折，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写作的力量。那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学对我而言是激情而非职业。当然，它也是一份工作，因为我以此为生。可即使写作不能糊口，我也会继续写下去。文学不只是稻粱之谋。我相信，如果某一个作家决心把一切献给这份职业，那就要倾其所有为文学服务，而不是以文学服务于其他，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有些人志不在此，只把文学当补充或点缀，甚至是一种博取声名和权力的手段。倘若是这种情况，他们在创作中将碰到阻碍，文学会反身报复，这样的人也无法自由、大胆、原创地写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投身文学必须毫无保留。我的情况是个奇特的例证，下决心从事文学时，我本以为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从没想过凭着文学可以养活自己，更别说过上富足的日子。这似乎是个奇迹，至今我也不能全然释怀。为了写作，我原本并没抛下什么根本性的东西。还记得，去欧洲之前，在秘鲁时，因为不能写作，我那时多么懊丧、多么不愉快。我结婚很早，所以不得不碰上什么工作就干什么。我曾经同时兼着七份工！实际上，我当然没法写什么东西。只有星期天、节假日能写上几笔，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文学无关的乏味的工作上，这让我特别沮丧。现今，每天清晨睁开眼，想到竟然能把一辈子的精力都花在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事情上，还可以靠它生活，而且活得还不错，我就感到惊喜不已。

《巴黎评论》：文学有没有让你成为有钱人？

略萨：没有，我不是个有钱人。假如你拿作家的收入和企业总裁的收入作比较，或者跟别的行业里那些声名显赫的人，譬如秘鲁的斗牛士或顶级运动员的收入作比较，你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个薪酬菲薄的行当。

《巴黎评论》：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大的缺陷又是什么？

略萨：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持之以恒：我能够极其勤奋地工作，取得原先以为自己无法企及的成果。至于最大的缺陷，我想是缺乏自信吧，这件事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我需要用三到四年时间，才能写出一部小说——而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自我怀疑当中。时光过去了，但情况并没有改善；相反，我觉得自己越发自我批判、缺少信心。或许这就是我没变得自负起来的原因：愧疚之心太强了。但我知道，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死亡降临那一天。写作是我的天性。我的工作是我生活的基准。假如我不写作，那么毫无疑问，我肯定会举枪打爆自己的脑袋。我想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想尝试胜过以往的更有趣、更精彩的冒险。我决不承认最好的岁月可能已经逝去了，我决不承认，哪怕证据摆在眼前。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写作？

略萨：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我写作，因为它是一种对抗不快乐的方法。

《巴黎评论》：您出过好文案吗？

特雷弗：哦，没有。我弄出来的文案差劲极了。我觉得要正儿八经地为什么轮船螺旋桨啊、啤酒啊，还有航空公司写东西可够难的。我怎么也想不出简短醒目的广告语。不过广告并非我生活的一大部分——我做老师的时间也很长，若是仍要挣一份薪水，我会选择教书，我寻思。

《巴黎评论》：您的写作风格极为稳定——那时您尝试过各种路数吗？您认为您的作品变化很多吗？

特雷弗：没有，我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实验性的。看似很明显的实验性作品在像我这样的传统作家看来其实并不那么实验性。我一直在实验，只不过实验是隐蔽的。有点像抽象艺术。你看一幅抽象画，你再看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特写，会发现两者同样的抽象之处。

《巴黎评论》：您对自己的起步很有自信吗？

特雷弗：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自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倾向于以一种脆弱、紧张、犹疑的状态写作，要不断地尝试，千万不要自以为搞定了一切。

《巴黎评论》：您对自己的起步很有自信吗？

特雷弗：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自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倾向于以一种脆弱、紧张、犹疑的状态写作，要不断地尝试，千万不要自以为搞定了一切。

《巴黎评论》：您从来没有创造过一个英雄人物，这是为什么？

特雷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无趣。英雄人物着实不属于短篇小说。弗兰克·奥康纳说过：“短篇小说讲的是小人物。”我同意。比起黑白分明的成功，我觉得人身上怯懦的一面倒是来得更有趣、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