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feng对《哈佛极简中国史》的笔记(15)

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关怀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动乱往往在政府羸弱而非暴虐时出现。

道家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假设或原则。第一是物极必反。第二是过度的行政管理，即使是良好的管理，也会因其特有的分量而变成压迫。老子还用更通俗的原因表述这一观点：“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说，为政不要过多干预。

法家认为，人天性喜好奖赏和享乐，痛恨刑罚和痛苦，如果法律严明公正，且有益国家的行为获得奖赏，削弱国家的行为受到惩治，那么实现国家强大、社会安定就指日可待。

因此，法律应当鼓励战场上的忠勇和日常生活中的顺从、勤奋和节俭。法学家厌恶商人，视其为寄生虫，而赞美勤劳的农民。他们尤其厌恶与之观念相左的学派，并批评那些赞美哲学家却忽视其哲学思想的统治者。

在法家看来，国家只能管理人的行为，而无法影响人的内心。此外，赏罚对行为的约束比道德宣传更加有效。

希腊思想家更侧重理论的推演，更关注数学和自然界；中国思想家则通常更注重实际，更倾向于探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

中国能重建统一帝国的原因：

①佛教在中国的胜利不如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那样彻底。儒家及其秉持的大一统观念，在六朝时的贵族和宫廷中得到存续。

②中国的文化具有更强的同质性。中国有统一的汉子，几乎适用于中国所有方言。少数民族甚至“蛮夷”统治者——除了蒙古人——都被迅速汉化。

③汉代之后，中国北方各政权建立在汉人以农业为本的经济实力与草原民族骑兵强大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当时的欧洲大很多。人口密度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蛮族征服者的同化比欧洲快很多。中国拥有更多的耕种者，提供了更多的富余农作物，能够供给给北方。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更好的交流和更好的商业基础。

随着更多学校的设立和识字率的提升，儒家思想和大一统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帝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历史悠久，明清只是其最后阶段。当唐朝重建中央集权帝国，中国人锻造出了一套非常高效的行政体系，并且与他们内心熟悉的、教育所宣扬的社会准则极其吻合，以至于每次王朝覆灭后他们都能重建这一行政体系。即使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也接受了这一模式的大部分。

简单来说，火器起初仅给欧洲带来了对中国的微弱优势，但是到清代晚期，却给中国对付草原骑兵带来了巨大优势。其结果是中国维系了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统治。今天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是清朝的功劳。

明清时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高效的政治制度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明朝统治偏远地区的时间比以往朝代更长，向清朝的过渡比以往的朝代更迭更快，破坏性也更小。

不受缠足规矩约束的一个例外是中国南方的客家人。客家女性不缠足，在田间和男性亲属共同劳动。另一个例外是满族人。清代的康熙帝曾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汉人并未理会。。。

人们或许会认为，明清时期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使不能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会使中国政治的上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与宋元时期非常接近，只是有所改进且更加牢固。历史学家有时称这一晚期帝制体系“得到了完善”。它能包容和利用新的商业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引起了欧洲封建时代晚期君主政体内部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