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仁儿～对《大分流》的笔记(4)

关于1400年以后“奢侈”或“消费者社会”的产生的观点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种强调的是巨富阶层中奢侈消费的增长，通常认为，一种新的对使用昂贵的通常是耐久性的制造品——丝绸、镜子、精致的家具等——的重视取代了以前诸如维持大批侍从之类表达地位的方式，后者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较小；维尔纳·松巴特把这称之为奢侈的“物化”。

些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百姓所模仿。这种模仿受到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也创造了集中的市场。它受到了新的自我观念和扩大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的进一步鼓励，从而不仅使暴发户而且使“中间阶层”甚至某些穷人都能通过适当的消费方式用他们的钱买到社会地位。

在地位体系受到一个稳定的商品域中有限的等值物及交换保护和复制的地方，在一个时尚体系中受到限制和控制的东西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商品域中的品味，还有对完全的可交换性和不受限制的拥有权的错觉。禁止奢侈的法律构成了一个中间性的调节消费的策略，它适用于致力于在商品膨胀的背景中展示稳定地位的社会，如印度、中国和前现代阶段的欧洲。

为什么商品的寿命周期会缩短？一些商品如服装之类变得（相对来说)更为便宜，因而使它们更容易替换。其他一些情况下新商品可能不如旧商品耐用（例如，喝水用的玻璃器皿和瓷器大概比锡铅合金、锡或木制餐具更经常被打破)。然而，时尚意识的加强看来也起了重要作用。毕竟，正是在18世纪的欧洲，战争曾为了让“木女士”安全通过而中断：一个身穿巴黎下一季时装，从圣彼得堡到波士顿巡回的人体模型。这一时尚的更大胜利可以充分说明，欧洲人每年的奢侈品需求比中国人或日本人的需求增长更快，尽管我们暂时假设，这些商品的详细目录（以及对它们的看法)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变化的。

至少在中国，把时尚发展作为一个非常长期、缓慢并决非线性的过程的组成部分是值得考虑的，在这一过程中，上层社会中地位的竞争和自我表现与政府职位和官员品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这一发展趋势中一个重要阶段是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官场生涯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挫折似乎鼓励了上层社会寻求其他的生活方式和（至少是含蓄的)不直接依靠科举制度而把他们自己分等级的方法。这种要求，加上不断增长的私人财产，不仅有助于加强我们讨论过的时尚和炫耀性消费的发展，而且刺激了其他活动，诸如越来越多的上层社会人士成为佛教寺庙的护法，对由私人组织的注疏学增加兴趣等

至少对中国来说，可以认为，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较少，但为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以后我们将回到这种可能性上来。或许欧洲最大的企业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的特许权值得它们接受政府干预，所以欧洲的政治经济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积累。但这样一种观点尚有待证明。

当新大陆的白银开始到达时，中国的金银比价仍然只有1：6，而欧洲是1：11或1：12，波斯是1：10，印度为1：8。由于套汇交易如此有利，新大陆全部白银的1／3到一半左右最终进入了中国。弗林和加拉茨（Dennis Flynn and Arturo Giradez)指出，正是中国这种巨额需求使西班牙的国王们可以在征收沉重的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的同时，无需为新大陆的大部分白银产品制定脱离市场的价格。实际上16世纪和17世纪初欧洲巨大的通货膨胀显示出，即使中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印度和近东)吸收了如此之多的大西洋世界的白银（又为留在欧洲的白银提供了可以追逐的商品)，白银的价格仍然在迅速下降。如果没有亚洲的需求，新大陆的矿业在几十年后可能会不再拥有继续获取利润并同时支付维持西班牙帝国运行的租金的能力。 这首先并不是一种奢侈品需求。因为白银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价值储备、主要纳税手段和一种重要的（尽管远非惟一的)流通中介，除了最穷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经常使用白银。（铜币在1700年代再度稳定，产生了一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双重金属货币体系。)事实上，停留在欧洲的白银——17世纪那里的人们在日常应用中日益转向使用铜币——具有更多的前现代奢侈品贸易的特征，尽管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白银贸易代表了某种新的东西——一种普通人经常使用的商品中出现的真正全球性的、大规模的贸易——由各种各样不寻常的环境养育起来的中国的需求，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表现出锋利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