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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引自 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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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那几代“兔子”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后来呢？到了我们这些晚生的校园里的“兔子”，就没有故事了，因为早已经被彻底地驯服了。还有当年的风流与狂傲，还有拍案而起的威风了么？没有了，也不敢了。校园里只剩下一批没有个性，从外表的衣着、语言到内在的思想、精神都被格式化的灰色的“动物”（因为分不清十二生肖，故只能统称为“动物”）。当然，近二十年，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但精神的元气的真正恢复也还需要时间。引自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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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由政治活动家向学者的转变，原因自然是复杂的；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因素是先生尽管有着政治分析家的秉赋，却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包括心理素质）。这种情况与鲁迅很相似：鲁迅无疑是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的，鲁迅政治分析（当然不止于政治分析）的才华也是十分出众的，但鲁迅却一再地表示他不是政治家，他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鲁迅对自我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的这一分析也完全适合于王瑶师。引自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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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天上课了，林庚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引自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谈谈《民国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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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一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引自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谈谈《民国那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