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对《我在现场》的笔记(1)

關於我在倫理學和社會學、人類學之間感覺到的拉扯

在讀的時候有個地方讓我有一點理解到我這段時間感受到的張力，這種張力讓我時常懷疑我不知道為什麽很在乎的某種「一致性」。扯得更遠點，也是對自己「到底想要怎樣」的、並不容易地審查。現在也在繼續這個糾結。在這兒記下這個小小的段落。
阿嚴是做實事的，紫藤是阿嚴和員工們一條街一條街站出來的。阿嚴對於那種高高在上的善意關懷非常反感，認為那一種拯救者的姿態，實際上就是一種歧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道德感。「活著的蹲嚴」「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是紫藤一直強調的，是阿嚴極力推動的，也是後來在面對別人，尤其是若干自稱為女性賦權的女性主義者動輒斥責這些小姐們出賣女性尊嚴的時候，我經常會忍不住跳起來破口大罵的理由。
依照日常的觀察，在關於女性主義比較顯著的幾個領域，諸如生育，代孕問題、性產業等方面，黃老師提到的這種會讓她忍不住跳腳的人並不少見，甚至我第一反應是先審視自己和在課上的同學們是不是有過這樣的疏忽（目前「審查結果」：沒有怎麼脫離實際）。帶著這種比較謹慎甚至有點害怕的態度，我反思了關於倫理學討論中的「女性尊嚴」在以上領域裏的討論，似乎看起來我們只是在喊一些很遙遠的口號（什麽是necessarily導向對女性壓迫的，什麽是possibly導向因而是可以通過實際措施的改進有效改善的、同意權在多大程度上和自願（再遠一點，什麽是一個人的「意願」）是重合的？）等等，這些很難說「看到一個完整、具體的人」的問題。
同時，倫理學不同於社會科學——以描述某種存在的全貌為主要的需求——我心中的倫理學尤其需要某種規定性和（實踐）導向性（從這個意義上，倫理學真的本應該是如此實操的學科啊!）。因此不經常提醒、反省自己就很容易被規定性給束縛，陷入某種僵化的假大空裏面。也是出於這個理由，我對社會科學總是很註意。做不到在一個沒有、或者很少有具體生命的世界裏談論哲學。（因此甚至從來沒有看見過分析哲學的大門哈哈哈）
而社會學、人類學大概可以一下就切中直觀經驗中需要的「鮮活」，以至於我更加恐懼我所思考的哲學是缺乏這些的擺設。當然我知道這兩個不會是難以並存的，對具體的人的關心和對某種改進導向的推廣。這裏也提到了上面我說的「一致性」的問題（大概非常personally），這種感覺就像：關於性服務中的女性時常會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是很切實的，我也知道必須有所改變才行；但是同時我要幫助現存的性產業中的小姐們用某種適應這種產業運行模式的方法去保護自己（在此必須重申，我有這樣的困惑並不是覺得就應該殘酷地對待她們）。但今天在路上騎車的時候，我又想了想，可能這涉及我對「integrity」的理解偏向狹窄。
說到這兒又想到上學期的一個小事兒：當時正在準備安寧療護和安樂死的倫理學論文，在情感人類學的課上又碰巧聽了人類學在讀博士關於安寧療護的田野報告，之後那會兒我感到無比挫敗：我要證明具有正當性的（安寧療護）在人類學的田野中是給他人帶去那麽多問題的（盡管其中很多問題實際上是可以通過管理的改善改進的，不屬於安寧療護本身的大錯誤），那一刻我甚至覺得很羞愧。
是在讀到這裏的時候，加上對自己性格某些部分裏的了解，我想通了一點為什麽我在學倫理學時，面對社會學和人類學時除了興趣，還有一些痛苦。因為後者總是在提供給我不光是現實中的裂縫，還有觀念中某種「定型」的裂縫。這實際上是天大的好事兒，但我現在可能還需要繼續掙紮著尋找到讓「缺失的提醒」不變成自己痛苦的武器的辦法。（這點上我大概是太古典了，對某種整全性、完整性的需要太高，甚至會因此而輕易質疑、斥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