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流星对《叫魂》的笔记(2)

中译本序言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

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他知道，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石匠同木匠及其他工匠一样，拥有凶险不祥的魔力（对此，我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解释）。

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

可是，要真正将对于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记忆里驱除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

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还有人吼道“在河里淹死他们”

在那里，两个和尚发现他们的另两个伙伴也已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讯拷问

尽管与和尚一案有关的人们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意义问题。

巨成是一个已被预先设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当然不会令人满意

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里找到一撮旧头发，走到弄堂里正一看不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头发编成辫子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

当某件案子到达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

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种种谣言便流传到了江苏。

5月9日，他发布告示称：“本县访有剪辫匪徒，为害不法。”调查仍在继续

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张子法本人偷过任何东西，知府仍命令吴县知县将他扣押起来，并强令他归还和尚们的钱物。

在一个通过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是生活中唯此为大的事情

通过省里官员们处理春天的妖术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

一系列在形式上相似的妖术行为均为刑典所禁，

要阻止公众为对付妖术而大动干戈，也许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最聪明的也许是乌干达的解决方案。在英国的管辖下，那里有一个法律，对为了威胁对手或为了制造一种使别人畏惧自己的名声而“假冒”为巫师的人，要予以惩罚

到6月21日，大恐慌已经越出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扩散到了近千里外的上游城市汉阳府。在那里，一大群在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殴打至死，然后又焚烧了他的尸体。[插图]

第二章 盛世

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

以人数不断增加的大众百姓为服务对象，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虽然还谈不上城市化，但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区域性小市镇却不断扩散发展，并在实际上使得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接触到了地区性的交易体系。人们处处都在使用货币：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

交换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的作物生产，并促使手工业迅速发展。政府则利用货币流通的加速来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

我们的探讨将从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因为这里正是叫魂危机最初发生的地方。

事实上，由于这个地区内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以至于粮食产量过低，难以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

江南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

中国帝制晚期这种乡村与市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社会特点，不仅反映在已经高度商业化的江南，也在其他一些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表现出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中，白银与铜钱之类的货币充溢，这不仅使得进出城市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甚至还成为一种必要。

事实上，每个农民家庭都在当地市场上从事交易，同时又通过当地市场与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

但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则是一种复杂精细的外包工制度，其基础则是由缺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们所从事的手工劳动

十六世纪以来的商业发展是伴随着一个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而来的。

到十八世纪，永久租佃权已在一些地区出现

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税制改革，通过将地税与劳役税合并、统一以土地为基础收税，完全废除了平民百姓的强迫劳役义务，政府则转而通过雇佣劳力来获得劳役服务。

除贱为良

但从更一般性的角度来看，这肯定同满人对汉人上层地主的不信任有关（这些被解放的奴仆正是依赖这些上层地主为生的）；

“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人获得自由身份后，“便可以利用扩大的劳工市场，并且随意改换雇主”

但是，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

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

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

稻米价格在十八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持续上涨。然而，它对地方社会的冲击却显然因货币供应的增加而得到缓和。

墨西哥银币加速流入，扩大了白银的供应量。

当每个人手里都有更多钱时，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对所有种类的商品都开出更高的价格了

“盛世”的真正繁荣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纪的头五年（其时，世界性的白银短缺降低了国外购买中国货物的能力——而大约与此同时，鸦片的进口又导致了白银的灾难性外流，并造成了我们历来将之与近代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的心理沮丧）

然而，徽州本地的经济，却与我们刚刚作过描绘的广德的情况非常相近：这里地处丘陵，土地贫瘠，因沿海地区过于拥挤而离乡背井的无地农民来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商业化的农业地区。

这一地区的人口数目大大膨胀。

如果我们考虑到和尚其实也是一种乞丐，那就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

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这一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发展出新的方式，或是开发出新的地区使得人们能生存下去。在这些方式中，包括从新世界引进的诸如玉米和甜薯一类的作物，使得山地也能为移居那里的人提供生计。这还包括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向着因征服时期的内战而人数锐减的四川地区迁徙。

人口还移往处于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满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湾，以及移往海外。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在向上或向外移动。曾经长满树木的山丘被开发成为勃勃发展的甜薯和玉米农场，直至山地因水土流失而变得不可耕种

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民众的一种虚伪的宗教虔诚，也可以把这些人看作难以为当时经济所吸纳的多余部分

这些人都是一种威胁

现在，成千上万的游方僧道（其中有些人同僧道只有极表面的关联）已成为煽动叛乱和从事法外活动的可悲温床，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

大多数被通缉的人犯都换上了僧道服装，销声匿迹，远遁外地

不管怎么说，他们更像是乞丐，而不是罪犯

然而，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危险性

在一般民众中，是否也存在着相似的焦虑？

在大众的心目中，僧人与一般乞丐之间的区别并非一清二楚。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

在后来的那个社会走向崩溃的时代，人们将会发现，在大众一贫如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种模板也开始破裂了

安徽北部来的行乞者每年冬天（亦即村里的农闲季节）都要在江浙两省边界上的小城镇集中，整个冬天都以乞讨为生，到春天再回家乡。这些人看来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无法在两季收成之间找到活计生存下去。

如果有办法证明，这种导致杀人的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就可能说明，或者是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或者是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

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至关重要，那就是：谋反与汉化。

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

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旧有的种族敌对情绪是否还存在于深层

进入北京之日（1645年6月5日）起，多尔衮就下了明确的决心，要对每个人都强制施行满洲式的削发

则“父子一体，岂可异违”。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予以统一，则他们最终可能会趋于“二心”。

这样一来，削发令又成了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

皇帝批准了更为严厉的处置决定：郭农夫予以斩首，章通判予以革职。

在早期的削发案件中，蓄留辫子本身从未成为满人强制施行的目标。

关于汉人抵抗前额剃发行为的另一个解释，则在于剃发在历史上同耻辱和惩罚的联系。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部刑典中，便将剃发（包括剃去头发与胡子）同文面、残肢并列一起，作为对于奴仆与已定罪犯人的羞辱

很显然，要迫使别人因发式而卷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抗命，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割去他的辫子。

然而，迄至妖术大恐慌爆发之时，作为削发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辫子，其实一直远不如剃光前额那么重要。

在外来异己性质的象征性挑战面前，这个外来人的政权从来都是极为敏感的

令人吃惊的是，近在京师的学衙，远至西南边疆，伪稿抄件均有发现。

马朝柱事件是弘历首次遭遇以复明为号召的运动

然而，弘历的反应却在措辞上极为谨慎，不管这些人对盛世构成的威胁令他多么不快和震惊，他却始终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来对待这种威胁，强调这些谋反者只是在造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对一个外来人的政权。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

他知道，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狱

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清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

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

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由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

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

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

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

这个集满族阳刚气概、江南矫揉风格以及中亚外交活动为一体的合成物

在这些供词里，妖党主犯的身份第一次被揭露出来；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妖术的行动，也正是以这些供词为基础的

他们先以迷药弹人之面，当那人昏迷之际，便乘机剪去那人的发辫。然后，对着被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灵魂。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

术师们将自己手下的一帮人派往各处，并迷诱或煽惑人们加入妖党一伙，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谋取财物。

清廷便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力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

“十恶”是中国法制思想中最为深刻的文化层面的一种象征，其内容则几乎完全是从公元653年颁布的《唐律》中吸纳而来的。

祭祀”条款所强调的是“煽惑人民”这一因素

然而，对这些邪行定罪实际上又被归到了“祭祀”的名目之下。这就表明，大概正是与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这一点（不管这种联系是真实的还是假冒的），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人们这么做时完全没有想到“煽惑人民”或社会混乱，而只有对于这起超乎一切常理的罪行的极度反感——只有用处置妖术的条款才足以对如此具有非人性质的罪行作出惩罚

国家很难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联系的现实。另一方面，国家若公开加入同那些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的争斗，那就只能意味着它承认了它们同神灵世界存在着有效联系，从而会大大提高它们的地位。

如果有人问起：妖术实践是否“真的”会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这实在是不得要领。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

他们其实相信，某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是有可能在人与神灵之间发生的。

对于弘历大肆反妖术的行动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便了事的

但至少我们确实知道，弘历决定对剪人发辫的行为发起扫荡是为了对付妖术，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弘历的坚定立场是同十八世纪官方对于削发问题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削发是一个早已过去的问题，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

前一方面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而后一方面却又要求国家谨慎行事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有关一个人的灵魂可从躯体中分离出去的看法，是以一种有关灵魂构成的复杂信念为基础的。中国人相信，灵魂本来就有着多种层次。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

关于可以将已从体内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唤”回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

“魂”是“魂魄”中更轻飘易逝的组成部分，比较容易与躯体相分离，也很快便会消失

“某些喜欢从人身上汲取精气的恶鬼”的情况。人们称这些鬼怪为“走马天罡”或“半天秀才”

有关失魂的恐惧是从人们认为术师拥有侵害人身法力的一般想象中派生出来的

被术师们赋予侵人魔力的物品可以有各种各样，但最普通的似乎是通过妖术而获得生命的纸人。

人们对于术师以纸人为工具所普遍存在的恐惧，肯定是与纸制物品（纸俑、纸马、纸房子、纸工具以及其他纸制物品）在殡葬礼仪中的广泛使用有关的。

即便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术士也能通过妖术而使得那人无生命的排泄物和衣物之类的东西着上魔法。这样的看法，自然加深了人们对于陌生人所怀有的恐惧。

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都相信头发有着神奇的魔力。

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灵魂一类的东西，个人的力量，等等。

师父们通常会在为弟子施行剃度后将那些受教于他们的弟子的头发保存起来

人们还知道，和尚们也会沿路相互交换头发，以便彼此“结缘”。也许，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扩展自身灵魂力量的多样性

或者通过对可疑的妖党施行私刑，或者通过诉诸法术来进行补救

为什么人们会将建造工匠同妖术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相信，房屋的风水状况会对居住者生活中的吉凶产生影响。

头发中间裹把刀，儿孙落发出家逃；有子无夫常不乐，鳏寡孤独不相饶。藏门槛下地中。

国家的各种机构都在人与神灵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所起的作用如同西方宗教中的祭司一样：它们代表着人类与神祇交往

如果国家一定要将那些规则（对此，我将予以概要说明）强加于他们身上，也就等于把民间宗教本身也给取消了。

在这里，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保持僧道人员队伍本身的纯洁性，而是在于确保不让那些不可靠的俗人以僧道的面目出现。皇帝所担心的是，“不法之徒”会假借僧道习俗，冒用“祖师”名义从事占卦预卜之事

“究竟国家养济穷民，岂需此区区之财物？”这一诏谕亦就此废止未行。然而，令皇帝不能释怀的是：尽管他十分厌恶，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一大批不受国家任何控制的礼仪职事人员。

对于那些将大多数僧道人员视为虚伪与腐败的社会渣滓的统治者们来说，对和尚狠狠地予以惩罚简直是他们的一种道义满足的源泉。既然对于僧道的行为有着这样的看法，他们当然也会觉得完全有理由把僧道人员同包括施展妖术在内的种种有害及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了

他们既得不到亲属的庇荫也得不到社区的保护

和尚是1768年大恐慌的主要嫌疑对象

此中奥妙，为“妖道淫僧”一词所道尽。

和尚由于自己生活中的若干侧面而让人看上去便觉得不甚安全。其中一个侧面，便是他们长期地，有时甚至竭其终生只是处于见习修行的地位

毫不奇怪，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的恐惧也为同样的看法所左右：这些人既没有正统的家庭背景，又不是注册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侣，而只是一批社会边缘人。

这些和尚的另一个可疑之处在于他们无根无底。他们往往一经削发便开始了在路上漂泊的生活。

尽管道士在社区里通常从事的是诸如以符咒为人治病之类的有益的活动，但他们在人们想象中的妖魔形象却表明，在人们看来，法术是很容易转化而成为邪术的。

当外来者还拥有特殊法力时，人们对他们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

那么士绅则是由于他们懒惰而鄙视他们。

人们认为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会附在死者的躯体上。尽管道士们“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触及尸体或棺木”，但他们却不可能将自己同自身职业中具有产生污染危险的那一面完全分割开来。

艾伦·麦克法林(Alan Macfarlane)便曾以非洲和英格兰的资料为基础而注意到，“在乡下四处游荡的男人”自然而然地便会成为妖术指控的目标。

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对于外人所普遍感到的恐惧是通过举行对“鬼”予以安抚的严肃礼仪活动而表达出来的。人们认为，“鬼”是一些缺乏家庭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

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

要么因为在社区内部对别人提出妖术指控会对社会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因而提出这种指控根本就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既然如此，那么怀疑就只有落到陌生人头上去了。

人们害怕乞丐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带来的污染，另一个是他们通过礼仪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而这两者事实上又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因此，乞丐们照例会在婚礼丧事等场合大发利市

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便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

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总督的种族结构无甚变化，但满人在巡抚中的比例急剧上升，其代价则是汉军旗人比例的下降。

上述变化可被视为满人汉化程度提高和统治汉人低级官僚能力增强的结果，但也是帝国为加强满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权力而制定的一项处心积虑的政策

频繁调动意味着行省长官几乎不可能对自己辖区内的特殊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因而将大多数的行政事务委之于长期留任的胥吏

但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对这一群荣宠的仆人

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

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朱批对于理解弘历在叫魂案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对于理解他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至为关键。

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

织造的职责不仅在于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而且也在于及时提供地方上的有关情报

弘历现在抓住了高晋和彰宝隐瞒实情的例证。

弘历越读越生气。浙江的官僚显然在“纵恶养奸”。很明显，对德清石匠的指控不可能毫无根据

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

妖术的警报迅速通过各村的流言网络传到了县城，

紧张的民众又因有关“怪虫”的谣言变得更为惊恐。据说这种怪虫来自邻省山西，能咬人致命。许多公共场所都张贴了匿名人所画的这种虫子的图像。北京市民们还传阅着预言饥荒、瘟疫和鬼怪横行的传单

地方当局对谣言应处之漠然，不要去讯问受害者，甚至不必要求每个剪辫事件都报告官府。门上贴符咒虽属愚蠢，但不必管它。弘历提醒道，如常言所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但是，民众可能会因此认为被割辫后可以连根剪去辫子以避妖祸。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9月7日，弘历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

伴随改朝换代而起的暴力意味着混乱和百姓的灾难，也是邪教复兴教派和吸收教徒的机会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镇宅保蚕之符

不应为，重。

这些妖党还妄图通过恐吓民众自割发辫来挑起一场剃发的政治危机

虽然不能因为害怕激怒民众而停止清剿，但各省官员应“毋纵毋苛”，既确保无辜者不受伤害，又不让罪犯逃脱。

第八章 终结

就拣回编了三条辫尖。乘关不在，张把这些发辫连同自己老婆的一把剪刀一起塞进关的包袱，然后赴邻近千总衙门报案

于是就让天生秃头、素戴假辫的雇工费某从自己的假发辫上取下一绺做成伪证。有了这件可怕的证物，再加上小刀和药粉，就拥有了指控张四等人从事叫魂妖术所需的全部证据。赵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县府告发这些罪犯了

我受刑不过，只得就应了。

当这个衣衫褴褛的囚犯被拖到傅恒面前时，已是“两腿溃烂，刑伤种种，神气惨沮，略加驳诘则畏惧求死”

两人均被捆绑吊打。到头来，玉子受不了毒打，承认偷割了狗儿的辫子藏在村外。李昆威胁道，他若是不交出偷割之辫尖，即用斧头将他砍死

县衙门动用了夹棍，逼迫靳贯子供认他将一把刀子和两包迷药丢弃在山坡上。

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

因此，清剿必须立即停止。

奇怪的是，廷寄又强调地方官并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同一天，一份明发上谕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行省官僚身上。

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劾。

富尼汉所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1768年初春，妒忌和私欲使慈相寺的穷和尚们萌生了不道德的念头。和尚们有一个徐姓的俗人朋友，颇有智巧，他认为时下人们对叫魂的恐惧可以善加利用。

是否就是这个事件煽起了民间对于石匠叫魂的恐惧？军机大臣们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了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妖术危机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

一种着眼于行政官僚制的结构、人事和价值，另一种则注重于帝国的机制，特别是帝国通讯制度的发展

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的社会分析一直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但我相信，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

韦伯大概相信，由于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制度，它在面对一个并非“中人之君”的君主时，就可能会一筹莫展

“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力；而“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他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一个王家恶霸”），以及对应召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

专制和常规权力在这里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亦即韦伯所说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

但是，这些繁琐的规章条例至少也为他们的职责划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来自上司或君主本人的专制要求。

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

要做到对官僚的控制，其精髓在于对犯罪和行政失误作出区分。

从历史上来看，政府中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在清代叫做都察院）有责任对皇帝提出诤谏并对百官予以监察。但早从公元七世纪起，这一机构对下的监察功能便超出了它对上的诤谏功能。不仅如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甚至连这一机构独立监察百官的功能亦受到了侵蚀。

实际上，官僚机器是在自己监视自己。

官僚体制的这种自我监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渎职和犯罪就事论事的弹劾；另一种是对所有官僚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

发生于乾隆朝的五千一百五十一件弹劾案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系由监察机构提出

登记册有时被称之为“四柱册”，因而每个人都占有包括四个项目的一页，其秩序为：“操守”、“政事”、“才具”和“年力”。

这些呆板固定的报告为评价官员所提供的余地是多么有限！靠这个评分格式要对官员素质做出精细的区分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拘谨呆板的程序是官僚生态的自然产物，也反映了运用这些程序的人们的心态

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在任何一个官僚体制中，表现卓异都是有风险的

这样的欺瞒行为使君主遭到架空

其中之一，便是树立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

因为这种权力对他们建立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各省人事调动的频率，这种关系网络可以迅速地成为全国性的网络。

除了形成派系和朋党的危险外，弘历还必须不断地同督抚们沽名钓誉的倾向作斗争

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

另一个窒息人事考评的制度性问题是所谓的“迎合”，即通过修饰自己的评语来迎合揣摩到的上司意图并讨好上司。结果，这使得官员们根据皇帝的喜好对自己的考评标准加以修饰

对考评官来说，报告属下的错误是一种危险，不报告同样也是一种危险。行政法规包括一系列对“失察”的处罚—

他发现了一个官官相护的体系

目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以专制权力直接介入这一制度。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从一即位开始，弘历就力图从各省获得秘密的人事评定。如果督抚们因害怕引起不满而不愿在公开的渠道对自己的属下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许通过宫廷奏折提出秘密报告会使他们感到更安全

现场的勾结共谋也同样败坏了机要报告制度

问题在于，机要渠道和常规渠道一样，是由同一批官僚具体操作的。显然没有人对宫廷奏折的机要性有多大的信心。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并不足以打破行省官僚对人事考评的控制。

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弘历因而否决了任何进一步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否决了为使政府仪式化和形式化而制造出更多文牍的方案。然而，一旦君主否定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常规，答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君权对官僚机器的直接介入

宫中陛见制度

弘历对这种冗长而充满陈词滥调的文字根本就已厌倦了。便在1752年取消了官员“自陈”的要求。他宣布，他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亲自奖励或处罚这一级的官员

六年以后，弘历似乎又在回归常规。虽然“自陈”只会制造一堆没有实际价值的文牍，但没有任何别的考绩手段能使得高级官僚们自律

官员的职位越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

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

在今人看来，谢恩表似乎是一种极为卑屈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依附。应该成为士大夫性格表征的“高贵气节”在这里已是荡然无存

是一种文字形式的叩头长跪。

即使在日常的公务中，表达依附关系的象征符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文书中的这种礼仪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而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

在这一制度的顶端（即由行省长官和各部院首脑组成的那个“俱乐部”），对话的规则是高度个人化的

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

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对地方官来说，没有什么比辖区的边界对他是更为确切的保护了。

但是，这样的常规与行省官僚职责的非常规方面形成了冲突：

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的整洁有序的后院置于专制权力的严厉狂暴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当叫魂案发生时，它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们的问题。

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巡抚吴绍诗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该省官员在弘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弘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

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

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我将之称为“官僚君主制”），则是由那些生活于等级秩序之中，其生涯取决于声望和权力、黜陟和安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构建而成的。

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像官僚君主制下的任何其他关系一样，这一制度的主轴——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中汲取养料。

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可以重新对“事件”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

说弘历故意利用叫魂危机来整饬官僚可能超出了证据的许可

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

幻影的部分（但谁能说幻影非真呢？）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

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蒂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

弘历来说，阴谋家们也是外人（所谓“奸狡僧徒”和“失意文人”）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

弘历的时候，官僚体制已是盘根错节，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

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由妖术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由它所引起的社会恐慌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

除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

那种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十八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

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译者后记

《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

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清朝统治者对于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族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族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

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黄仁宇似乎非常“中国中心”的研究议程，从逻辑上来说，却导致了一种在应对及解决方案的设想及设计上走向“全盘西化”或“西化主导”的可能性——既然中国历史文化本身并没有提供“现代性”构建的基本资源（亦即没有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那么，“全盘西化”便在逻辑上成了唯一的出路。

黄仁宇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不相容之处，而孔飞力所要追索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

1. 什么是叫魂？

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他们先以迷药弹人之面，当那人昏迷之际，便乘机剪去那人的发辫。然后，对着被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灵魂。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

2. 叫魂恐慌为什么会发生？

物质层面：

a. 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易网络稠密（农村、市镇），形成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人员商品往来密集（高度商业化，为其他地区提供丝绸等商品，并向其他地方进口粮食），为叫魂恐慌的信息传递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墨西哥流入中国的白银为这一基础提供了条件，政府的改革（摊丁入亩、除贱为良）让自由劳动力市场得以发展壮大。

b. 玉米、红薯和土豆的传入使得人口爆炸性增长，从墨西哥流入的白银使得稻米价格的增长勉强被接受，同时大量人口向着四川、满洲、台湾等其他区域流动，向山地迁移，向社会下层流动，使得人口数量得以维持。但大量新增的社会下层人口，诸如和尚、乞丐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引发民众的心理恐慌。

文化层面：

a. 中国人相信人的灵魂分为掌管精神的“魂”和掌管身体的“魄”，魂魄都有可能脱离人体，而“魂”是更容易脱离的存在。

3. 叫魂为什么会影响到社会上层？

a. 清朝政权作为一个外来性政权，天然具有合法性问题，为此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进行汉化，用儒家理论来树立合法性（即合法性来源于德行而非血统），但仍然改变不了外来政权的事实，使得合法性永远留有缺口。同时中下层满人在百年统治后大多严重汉化，并丧失了满人借以树立合法性的“满人美德”，引发了统治者焦虑。而叫魂案中的剪辫意象则此中了这条敏感的神经，进而升级了叫魂恐慌。

b. 行政机构效率下降，官僚体系以“常规权力”的形式对抗、削弱了“专制权力”，当权者借此机会对权力体系进行介入、整肃。（存疑）

c. 中国传统君为天子，是天地意志在人间的代行者，理当为与神灵沟通的唯一通道，叫魂的“妖人”侵犯、窃取了这种权力，某种程度上也会动摇政权合法性，需要进行打击。

d. 叫魂引起了社会恐慌，若不处理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

e. 当权者自己也害怕。（存疑）

f. 作为军事行动受挫的发泄。（存疑）

4. 叫魂恐慌为什么会指向和尚和乞丐？

a. 如前所述，新增的大量社会下层人口流向了和尚与乞丐这两种职业，而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作为外来者的和尚乞丐在小农社会新的社区中没有社会关系，社会地位低下，且得不到亲属和社区的庇佑。

b. 和尚与宗教、怪力乱神等概念相联系，容易被怀疑，而乞丐以其肮脏为一种污染成为和尚妖术指控的一种附庸。

c. 在社区内部对他人提出妖术指控是很严重的事，所以更可能向外来者进行指控。

5. 石匠为什么成为被怀疑的一部分？

因为中国人相信，房屋的风水状况会对居住者生活中的吉凶产生影响。

6. 金句摘抄

a. 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对于外人所普遍感到的恐惧是通过举行对“鬼”予以安抚的严肃礼仪活动而表达出来的。人们认为，“鬼”是一些缺乏家庭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

b. 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因此，乞丐们照例会在婚礼丧事等场合大发利市。

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便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

c. 妖术危机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

d.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

e.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在这样一个世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f. 黄仁宇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不相容之处，而孔飞力所要追索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