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芒对《中国文化要义》的笔记(6)

冯友兰先生认为生产家庭化到生产社会化是家庭解体的原因，背后的warrant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推论是，中国特重家庭文化，实是生产家庭化的经济模式所导致。 梁漱溟先生则举秦、瑞士和苏联三例作为反例，分别说明：上层建筑（指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下同）变了，生产方式却未变（苏联），或不能论证是否变了（秦）；上层建筑未变，生产方式却已发生重大变革（瑞士）。

基督教与佛教本都是

（梁），传入中国后，非但没有瓦解家庭结构，反而被家庭制度所利用，成为

（雷海宗教授语），可见中国家族制度之强。梁认为这断不是各民族之通性，而是中华文化之特强个性。

梁反对阶段论、进化史观。中国文化是走上了与西方不一样的路，因曾经的“过”，导致现时的“不及”，但已无法回头了，亦不存在追赶的问题，因为已走上另一条不一样的路，不在一个进程中——

E-今日中国，引进各种西方制度，可总是有走样、变味的嫌疑；当然可以说这是“跨越了发展阶段”的急进而带来的恶果；梁的此番学说也可说通：不是走的一样的路，借鉴的意义就不大了，更别说照搬照抄了。

梁：政治参与之素质与习惯，非因教育之功，而是西方人千余年来过团体生活积累的习惯。相反，中国人一向过的是个人生活，缺乏团体生活的经验。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均是西方的情况，各人有不同主张，宪制中则分别体现为“个人要求国家给予权利”，“国家要求个人履行义务”。 中国则是“伦理本位”，它是以自己对他人应主动承担义务为基本话语范式的，把重点从自身转移到他人（父对子及相反、兄对弟及相反、君对臣及相反、主对宾及相反等）梁语：

情理与物理 对于中国人“读书明理”一词，西方人首先想到的必是各种学理，如科学学理、社会学理论等，但中国人非此意，而是“情理”，如父慈子孝等。前者是静的，不能直接驱动人的行为，所谓的科学中立；而后者为动，有直接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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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这么说来，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智与情感），或应译为理智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