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
二月革命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使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二月革命还为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登上历史舞台和掌权准备了条件。有人习惯说，历史选择了列宁，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但是，不如说，在1917年2月至7月的关键时刻，是列宁、布尔什维克机敏地选择了历史，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无与伦比、不再可以重复的机遇。
第二章 十月革命
这时时钟正指着26日凌晨2时10分。这些部长们没有反抗，但他们还是作了某种表示。一个部长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屈从于暴力并投降，为的是避免流血。”另一个人说：“我们不是投降，只是屈从于暴力，可你们别忘了，你们罪恶的事业还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
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
12月11日，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明确表示对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不满意，他指责：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没有“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从而产生了危机。
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还在于列宁并没有把和约视为一定非要执行的东西。签订和约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因此和约可以视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或执行或废弃。一旦苏维埃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喘息的时机就将结束，和约就将被废除，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规律。
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对于党内的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来说，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欧洲革命、世界革命的希望。
第四章 国内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
列宁个人而言，他对国家的管理工作从一开始就有几点是极其明确的：一是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二是建立消费合作社和交换的国有化；三是普遍的劳动义务制。而实现这一切的主要方法是强制，先是强制性计算和监督，后是用铁的手腕，用红色恐怖来达到的垄断和专政。列宁的这些基本想法后来被写进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之中。
东正教是俄罗斯人近千年的思想归属，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习俗、文化、礼仪、道德、传统都融于教会和教堂，他们和东正教是难解难分的。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这种不砸烂旧传统、旧文化，就不能建设新传统、新文化，不砸烂旧基础，就无法建设新的高楼大厦的思想和行动，在苏维埃国家其后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都在不断起作用。
这时，苏维埃政权没有一项法令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而余粮征集制日趋激烈的执行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耕种面积逐年减少，牲畜被大量地宰杀，农业人口大量地外流。当农村中的存粮和余粮被征集得越来越少时，国家就自然越来越感到粮食的匮乏。这种无异于杀鸡取卵的政策只能把国家推向绝境。
第五章 转向新经济政策
波罗的海舰队和水兵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依靠和决定性力量，托洛茨基曾称他们是“革命共和国的光荣”，这个舰队和广大水兵的反叛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容忍的。因此，
苏维埃政权立即作出最强烈的反应。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出席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加里宁。斯大林被推举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会后，即4月4日，组建了三人中央书记处——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瓦列利安·弗拉基米尔·古比雪夫。斯大林着手更换地方上的党组织书记，使他们直接听命于中央组指部，通过莫洛托夫的组织工作和古比雪夫的监察检查工作，逐步建立起领导工作中的“书记责任制”——下级党组织书记服从上级党组织书记，全党服从中央总书记。而在俄共（布）的历史上也实际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总书记”的时期。
第六章 直接工业化时期
1922年冬天，列宁生病。他开始做两件事：一是安排中央政治局和政府的人事；二是思考一些重大的、迫切的问题。
1924年8月1日，列宁遗体经防腐处理后，“陵墓”重新开放，休谢夫奉命开始建造石头陵墓，以永远供奉列宁（红场上的“列宁墓”于1930年建成）。随后，斯大林在苏联苏
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情绪激昂的“宣誓”讲话，表示要永远忠于列宁，要永远执行列宁的遗嘱。从此，在苏联的土地上就开始了一个斯大林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唯一的继承人的时代，而在这种宣传和气氛中，列宁的一切：他的思想、纸片和遗体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在会上所作的有关金属工业的主报告中，就以极其形象的语言描述了这种设想和道路：“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只能是捍卫我们的国家和牢固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的基础。”所以，大会的决议中，规定要把金属工业的发展指标增大至整个工业发展总值的26％。
以苏联这时的财力、人力和国力的情况下，要执行这样一个逐步加码的超高指标计划，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在政治上严厉反对和镇压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这个计划，在资金来源上，不得不采用向农民收取“贡税”的办法，而在经济组织上则采取延长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
在1927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凡是支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人都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反革命联盟”被击垮。
在1929年1月发表了列宁的《如何组织竞赛？》的文章，要求工人挣脱“为剥削者而劳动”的精神枷锁，以主人公的态度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表现自己才能的竞赛。这种竞赛实质上就是要求工人们不计一切困难，不计一切条件，提前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在这里，速度和数量是第一位的要求。对于广大的建设者来讲，他们对建设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他们在自己的竞赛书上所写的主要三条就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自愿降低工资和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尽管计划指标远远没有完成，苏联政府还是在1932年年底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于4年3个月中提前、超额完成。于是，自然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然而，五年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的这一事实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人都是心里很明晰的。老百姓是从自己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计划中的那种改善许诺而明晰，领导人则是对计划的真实执行情况心中有底而明晰。所以，在官方公布了提前、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数字后，就对有关五年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材料数字严加控制。
联共（布）党领导人在思想意识上就认为搞革命，人民要作出牺牲和经受贫困，那搞建设，同样要作出牺牲和经受贫困。……从根本上说，在领导的决策上就从没有把“Б”
组工业的发展、人民对生活日用必需品的需求和满足，真正看成是涉及国家兴亡的重要问题。
苏联在当时将全国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工地，表面上看来热火朝天，生机勃勃，而实际上却是大量的重复建设、不必要的建设，浪费了人力和物力。
自此而后，凡是计划的执行结果，在指标上一定要有大幅度的增长，而在时间上一定要提前，甚至，连“4年3个月”都固定起来了。
斯达汉诺夫运动毕竟还是有问题的。它首先是一场领导需要的、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运动。高指标、高速度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政治旗帜。于是，就必然需要一场体现了这种高指标、高速度的“群众性”竞赛和突击运动，就要用它来证实领导有关高速工业化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
斯大林看准了技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但他却从政治斗争和闭关锁国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切技术问题都说成是党内斗争。
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一个国家的正常的工业化只能着眼于和平的发展，并力求在和平的轨道上来进行。这种工业化在解决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的同时，也将有效地解决国防现代化的问题。一个着眼于要人民勒紧裤带，时刻准备打仗的“工业化”能执行于一时，却不能持久于永远。
第七章 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
布哈林认为粮食危机是领导的“失算”所造成的……他认为解决粮食困难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办法就是尽力满足农村的需要，发展农业，保持计划的平衡。他批评了那种高度紧张，不留余地的发展。
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那个后来决定了苏联历史进程的著名论断：“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这次全会作出了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决议，其中重复了斯大林的论点：既要反对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后退的人（右派），也要反对把非常措施变为党的经常方针的人（“左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布哈林没有被点名，但是他和支持他的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明显是被指认为“右派”的，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分道扬镳已经是注定了的事
但是，这样的把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阶级斗争、消灭富农上的集体农庄不仅没有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反而大大阻缓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地方到中央都隐瞒了严重的灾情……饥荒随之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蔓延开来，1932年成了最严重的饥荒年。城里缺粮，农村缺粮，人们纷纷跑到地里去剪麦穗过日子。饿死的人数达到2800万。
他（李森科）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迅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将秋播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泡，再在低温中放一段时间，春天播种，夏天就可获得大丰收。后来，他的这种想法被人上升为理论，叫作“春化”。
在那个年代，有斯大林说“好”，而且还给以热烈的掌声，这就决定了一切。
原因基本上有三：一是，国家首先是从变革生产关系来建立集体农庄的，因此追求建立集体农庄的高速度、集体农庄组织的大规模，而对于如何利用这种极其庞大的农业生产单位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是很少考虑的：二是，农民由于是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因此对集体农庄的组织和国家定的生产计划没有热情和积极性，再加上集体农庄体制内根本没有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和物质利益刺激，而处于一种压抑和被动的状态；三是，集体农庄没有生产的主动权，生产和分配受国家控制等，都促使集体农庄的领导变成只管考虑执行上级指示和计划的“官僚”和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农业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第八章 30年代：苏联建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把所有这些都看作是对党的路线，也就是对自己路线的背叛，而斯大林是最痛恨背叛的，对所有的背叛都不宽容。这时，在所有的背叛中，最使斯大林烦恼和痛恨的大概莫过于自己妻子的背叛了。
十七大被斯大林称为是“胜利者的大会”，所谓胜利，那就是这次大会在联共（布）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反对派的大会
如果说，苏联新宪法宣布了斯大林在政权上的绝对胜利的话，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宣布了斯大林在思想和理论上的绝对权威和胜利。
无论从哪方面说，党政军中如此大量的高级领导干部被镇压，对苏维埃国家无疑都是一场灾难。可是，却偏偏把灾难当作是福祉，把惨痛看作是胜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是，有一大批干部、国家的各级领导成员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斯大林的“直接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提出了异议，有的甚至激烈地反对他的“新新经济政策”。二是，斯大林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这样一种理论起了重大的作用。三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所特有的逻辑思维在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预防杀人！
恐惧会导致麻木，而麻木会导致权力的更加集中，归根结底，权力的高度、极度集中将导致人心的背离。“大清洗”的历史事实表明，权力的高度、极度集中都导致了权力的
腐败和腐朽。
第九章 卫国战争
在这一讲话中，斯大林一次也没有提社会主义这个词，他用了那些抽象的名词：祖国、爱好和平的国家、自由和荣誉，等等。因此，他提倡用俄罗斯的、俄国的传统爱国主义，那种在1812年的反对拿破仑的入侵中俄国人民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来鼓舞人心和斗志。（斯大林广播演说）
但是，列宁格勒军民没有放下武器，保卫自己的城市，保卫自己的祖国的那种民族精神，愈是艰辛，愈是昂扬。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高昂地响起，大大激励了浴血奋战的军民。
走出利瓦几亚宫的绿色，走出风景如画的雅尔塔，他们就不可能作为盟友再度见面了。他们自己策划的未来世界注定了他们要作为对抗者，作为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未来的短暂岁月中，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到了永恒的上帝那里，把他们在这人世上所竭力挣得的和要挣得的统统留给了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
而疏散后在东部建立的经济体制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离开了战前经济的轨道，那种绝对的集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命令，那种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劳动变得宽松和散淡起来。各部门，各地方，下级机构，当地机构，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以致使疏散工作得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新工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建成并开始生产。
但人们却把这种夜以继日的劳动看作是自己神圣的义务。这时，人们没有了党派的差异，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分割，没有了内部的争斗，没有了子虚乌有的阶级斗争，大家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神圣的祖国母亲。这是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这是俄罗斯传统的精神情操，这是俄罗斯各族人民对入侵者的永不低头、永不宽恕的精神，是他们传统的英勇、忘我、贡献和牺牲精神。正是依靠这种爱国主义、这种精神情操，俄罗斯人民才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击败和打退了来犯者和入侵者，正是依靠这种爱国主义和精神情操，俄罗斯人民在1812年拿破仑已经占领莫斯科后仍能把法国军队赶出国门。也正是依靠这种传统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情操，苏联人民才能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
第十章 战后苏联
实际上，凡是被认为对抗和反对斯大林的人都统统受到了逮捕、清查和镇压。于是，人们意识到了生存环境的险恶，生存机遇的狭小，面对无可抗拒的威力和死亡，也就不得不去打小报告、告密、诬陷、出卖亲友，从而进行一场舍死求生——舍他人之死，求一己之生的崇拜活动。崇拜这种“清洗”的绝对正确，崇拜这种威力的不可抗拒，于是，进而崇拜进行这种“清洗”、发挥这种威力、操纵这种死亡的机构和领袖。
失败可以毁掉一切，而胜利却可以创造一切，尤其是像苏联卫国战争这样伟大的胜利。
惟独朱可夫元帅发出了异议，他对斯大林说：“迄今为止只有佛朗哥和蒋介石这样的孤家寡人才拥有大元帅这个称号。”
因此，丘吉尔在富尔敦的讲话只不过是他个人对自己政治宏图不能施展的一种哀叹，并不是一种执政者的决策。不过，他的这番讲话却是暗合所有执政者的心愿的。（铁幕）
在苏联领导人的决策中，有个历史传统，即目光首先是对准了欧洲，在解决了欧洲问题之后，才是东方和亚洲
（朝鲜战争）和斯大林个人的性格有关。他历来都认为一切重大的决策（国内的和国外的）都得由他自己率先来考虑，而对别人首先提出来的即使是很正确的建议，他都要拖延一定的时间，然后再重新作出相同的决策。
旧人和新人之间在接受和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和方针上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不同的是，旧人习惯于30年代的监控、清洗和镇压的方式，而新人则希望通过缓和的、较为隐蔽的、有理可说的方法来进行监控、清洗和镇压。
第十一章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贝利亚试图一箭双雕：一方面是获得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打击政治对手…… 在得意忘形之中，贝利亚犯了苏联执政者的大忌：他越权了，他越过了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贝利亚要把既成事实强加给苏共中央主席团。这对于那些组成了中央和最高权力层的人无疑是不可容忍的，这些人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充满杀机的建议的死亡威胁。
最后，以苏联传统的方式，由朱可夫带领一组军人进入会场逮捕了贝利亚。贝利亚当即气得近乎疯狂，连声高呼：“我上当了！”
和苏共十九大对农业情况的结论大为不同。传统的也是正统的看法是：苏联的农业问题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存在已经解决，谁要讲苏联农业发展迟缓，粮食问题没有解决，谁就是反对集体农庄制度、否定苏联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赫鲁晓夫在这封信件中讲了真话，提出了苏联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农业的迟缓是苏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症结所在。
苏共二十大深刻影响苏联的历史、国际共运，甚至世界发展进程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苏联领导人善于在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拿知识分子做文章，尤其是在领导人更迭的时候。他们会通过知识分子的嘴和笔，通过他们的作品，通过对他们的或严厉或宽大的处置，来向天下表白自己的新政、自己的与前任不同的政策、自己的异乎其他领导人的善解民意、平等待人和知识渊博、自己的对列宁、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无比忠心和无比纯真。
这是赫鲁晓夫的稳定和巩固自己权势的自觉行动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是到这时，他才最终将国家安全的权力（第一步）、政府的权力和外交系统的权力（第二步）和军队的权力（第三步）统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是将朱可夫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才表明赫鲁晓夫在权力斗争中获得了比较可靠和彻底的胜利，使他走上了执政的辉煌高峰。
赫鲁晓夫执政10年主要抓的就是农业，而他对农业的关注和所采取的措施（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苏联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农业问题成了他执政10年的辉煌起点，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悲惨终结。
当苏联政府在“冷战”中保持高昂和激烈态势时，国内的经济状况却是每况愈下。从1961年起，堆砌在虚幻数字和谎报成绩上的苏联农业的真相开始露出水面：粮食产量下降，对城市和工业的供应严重不足，各个共和国、州和边疆区纷纷向中央报告食品短缺，不仅肉、油、牛奶，而且人民生活最必需的粮食和粮食制品以及糖等供应都极为困难，随即物价上涨，中央政府不得不连续在各地采取紧急措施。
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后斯大林的苏联时期并没有崩塌。相反，相对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是苏联社会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时期，是一个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不断强盛的10年。
这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悲剧。然而，这也是苏联领导人的悲剧，在斯大林之后，有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之后，有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这种日甚一日的个人崇拜之风，这种实际上是领袖一个人说了算的独断专行作风，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没有中止过。苏联的悲剧也就在于，斯大林以后的领袖并没有真正认识、批判和清除过“个人崇拜”。
第十二章 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
在苏联领导人更迭的历史上，新的领导人对老的领导人的指责总有三点：一是他没有搞好农业；二是他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三是他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违背了列宁所倡导的原则。
苏联军队在各处都遭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致命性打击，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政治泥沼之中。到了1982年的秋冬之际，对于苏联来讲阿富汗战争仍是个无底之洞。
1981年2月23日—3月3日，苏共第二十六大召开，通过了《苏联1981年至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全会上，一批年轻的领导人被提升为中央领导，其中包括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
安德罗波夫在解决“南韩飞机事件”中没有参加过一次政治局会议，理由是他抱病在身。但是，就在这一年，安德罗波夫却加强了国内导弹核武器系统的管理和指挥，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由总书记随时掌控的“核指挥箱”，并数次进行过核指挥和快速反应的演习。
由于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生产火箭、导弹、战略武器和日益膨胀的国防需要，同时也由于连续4年的农业歉收，80年代初，苏联又一次出现了“计划经济”特有的危机征兆——商品一天比一天短缺，为了弥补商品的不足，不得不采取以“分配”代替销售的办法。
在1980年奥运会期间，苏联政府把莫斯科布置成为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成就的大橱窗，所有的商店里货物都琳琅满目，所有的商品都是“计划经济”的低价，全城
没有一处有排队的景象。但是奥运会刚一结束，所有的商店又都空空如也，又都在门前排起了长队。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盛行的政治笑话，这时就变得更为辛辣了。
人们对苏共、苏联领导人和政府的信任感急剧下降，苏联领导人面临着经济和政治信任的双重危机。
第十三章 最后的戈尔巴乔夫，最后的苏联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关心人、关心国家活动公开性和关心和平与进步的路线都归结为要首先在政治上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这在计划年年得不到完成、社会缺乏生机、人们对前途担忧，甚至失望的苏联，不能不引起激烈的动荡。戈尔巴乔夫就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开始了他的艰难的执政。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末期，上层统治者因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因循守旧和官僚机制而运转不灵，下层人民因社会动荡、制度的牵制、生活的艰难而意志消沉、心情郁闷。整个社会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有权势者的豪饮和无钱财者的烂饮交织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酗酒。
10月，他提出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且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民主是关键。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的进程中，“批评禁区”成了一项实质性的措施
。
葛罗米柯的发言也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他们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人选，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支持他的改革政策，并进而表明葛罗米柯等老一代人让戈尔巴乔夫上台并不是为执行新政，而是为了拥有一个年轻的新书记，以便更好地走老路。
《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们国家也为了全世界）》一书之中。这本书名义上是应美国出版商的邀请而写的，但实际上这正符合了他的直面人民的公开性的要求，目的是为了争取直接来自民众的支持和以改善苏美关系为出发点争取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因为，这时他的改革在国内遭到了越来越强大的阻力。
中央政权对民族共和国和地区的控制是建立在三项重大措施之上的。一是，自治共和国的主体大都是两个民族，比如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等，这种建制便于中央政府利用两个民族的矛盾对该地区加以治理；二是，将自治共和国中的某一个民族地区划归另一个自治共和国，这同样是为了利用民族的矛盾来进行控制；三是，自治共和国的党政“第一把手”都由俄罗斯人担任，在由本民族人士任职时，他的周围也必须有数量可观的俄罗斯人相掣肘。
戈尔巴乔夫又一次重复了苏联历史进程中政治现象：在改革和时代需要的旗帜下，将党政权力掌控于一人之手。（第十九次全苏党代会）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两点：一是，叶利钦想用这些来显示他、他的总统职权继承了俄国的千年传统；二是在传统上象征俄罗斯国家最高权力所在地的克里姆林宫里，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实际上控制了俄罗斯并且在继续扩大这种控制的叶利钦政权，另一个是事实上已经丧失对俄罗斯，从而对整个苏联控制并正在继续丧失这种控制的政权——戈尔巴乔夫政权
当选总统后，叶利钦于20日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这命令实质上是对苏联整个国家机关“共产党化”的一种摧毁性攻击，这自然引起了苏联共产党内
的严厉批评和指责。
4年前的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中猛烈抨击了叶利钦并要求将他开除出政治局。现在，叶利钦终于以停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报了当年的受辱之仇。
“别洛维日协议”事实上宣布了苏联的解体并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取而代之。
从事实上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具有真正的反社会主义性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使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私有经济）并存和发展，打开国门面向世界，将因军备竞赛而背负重荷的国家经济转向和平发展的经济，这是戈尔巴乔夫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明为无误的东西。……对苏联共产党的改革，他的矛头是指向掌权的，尤其是掌握重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随着他的改革进程的愈来愈深入，这些掌握重权者对他的改革的阻力，甚至破坏力就愈来愈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的冲击就愈频繁愈猛烈，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的对抗、离心和反叛就愈强烈。苏联共产党的分裂首先是这些营垒中人们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确实是导致苏共自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原因。引自 书摘
2014-08-12 15:41:34
1人推荐
1人喜欢
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