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黄雀灰灰灰对《尘几录》的笔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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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羊枯、陶渊明到皎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但是，人们对永恒的渴望依然如故，除此之外，人境中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是转解即逝的，不过，自称谢灵运十世孙的皎然，在描写他和山的关系时，没有用“得”，而用了“有”，而且，还是”自有”：一种自然的、寒无牵强之感的拥有，不像后人那样，充满对得失的牵挂与焦虑。皎然并且宣称，他拥有的不是山，而是“岘山情”：那是一种对永恒的渴望，它曾使羊枯叹息，使杜预堕泪，使陶潜忘言。这是另一种“得山”的方式，只是“得”的性质却从来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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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叙述陶渊明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似乎再次向我们显示，史传作者觉得对隐士的行为动机和内心世界很有提露和剖白的必要。陶渊明强调说，他的隐居不是为了“洁志慕声”，而是因为天生性情与健康状况。所谓“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指的是建安七子之之一的刘桢(宇公干，？一217)，对曹植亲近自己而疏远邢颙(曹植家丞)的劝谏。刘桢说，“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这里陶渊明的意思是说，他本来不是贤人，不想让王弘因为拜访自己而得到习近不肖的名声。这和在萧传，《南史》里他告诉檀道济“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十分相似。但是，《晋书》的故事缺少对抗的意味，陶渊明的话，不像在萧传里那样是回答别人的挑战，而是主动剖白自自己的心迹，为自己的行为解释和辩护。这个故事所表观出来的陶渊明，是一个极为小心谨慎的人，他不想得罪王弘，也不希望因为王弘的拜访而引起世人的艳羡，更不愿以拒见王弘为荣，他对自己的言行充清自觉，处世遵镇、周全，毫无“任真”可言。恐怕正是因为如此，这是后代读者最不欣赏的一则轶事，在讨论陶渊明其人其文时，几乎完全没有人提到它，尽管这个故事和“秫稻”、“五斗米”等轶事相反，很有可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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