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örn对《重走》的笔记(6)

⋯⋯在回忆录里提到，杨筠如近年沉迷麻将，研究荒废，「社会无学术环境，诱道之者皆恶事，致令优秀之士不能有大成就而死，个人与社会当分负其责也」。
旅行团到了毛家溪后，戚长诚注意到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来问：是临时大学大，还是军官学校大？在给《大公报》的通讯里，他感叹说：「一个区长，乡长，甚至于保甲长的威权，真不亚于一方的土皇帝。老百姓的心目中，也只有官职大小，财产贫富⋯⋯」

2023-12-24 16:47:25 回应

⋯⋯ 哪知一线生机，就在此出现——本地加油站的一位赵姓站长路过，见到门口晒着红对子，知道是丰子恺的字，主动登门拜访。丰子恺告知这位赵君苦衷，赵便安排他一家搭乘一辆运汽油车的空位前往贵州，而丰子恺则留下一幅水墨画作为回报。顺利到达贵州后，此事在朋友圈中传开，众人谓之「艺术的逃难」，丰子恺却觉得，「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2024-07-13 11:15:59 回应

⋯⋯ 茅盾所知道的那位，被警察盘问后，咆哮起来，「我有丈夫！可是和你们不相干。我的丈夫打仗去了，两年没有讯息了，谁知道他是死是活。我没法过日子，他要我，」她指了一下那司机，「我自愿跟他。谁也管不了我俩的事」。

「这些事情太平常了，我在成都住了几天旅馆，差不多天天碰到这些事。」一位回到后方休假的浙江下级军官对茅盾说，「我想，我寄回家去的一点钱，真不够什么，我哪里敢保险我的老婆不也走上这一条路？战死了，倒也罢了；自己还活着，想想家里不知怎样了，真难过。本来我也喜欢玩玩，可是自从知道有这样的事，玩的时候不知怎的便会想到自己家里的，此刻也许和什么人正在⋯⋯哎哟，不能想，索性在火线上拼命，倒也没有工夫东思西想，顶怕的是调到后方来休息，那你，真是看见的、听到的，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叫你寒心！可是，不顺眼，寒心，中什么用？都不是办法！仗一定要打下去⋯⋯」

战争切断了旧式的家庭纽带与地缘联系，婚姻解体、妇女卖淫的现象越来越多，在上亿人的流亡迁徙中，孩子与老人被家庭抛弃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绝望的情绪在民众中间蔓延，可是与此同时，在战争中，各种人的天性与仁爱又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新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当你试图与绝望做最后斗争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团结在一起，互相照顾。这是一位美国学者的观察，他的研究对象是1938年沦陷前的武汉，这座城市在短短十个月内迸发出的活力令世界惊叹，一度被称为「东方的马德里」。不难想见，随着大量人口的西迁，类似的变化同样将会发生在其他西南的重要城市：桂林、贵阳、重庆、昆明。

2024-07-13 11:20:17 2人喜欢 回应

八十年前萧乾由湘赴滇，就是在这一路段遇到了第二个检查员。他的面色黄中带青，似乎营养不良，在同车的二十五个乘客中，他一眼就在萧乾的箱盖上瞄到了那本《栗子》——萧乾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路过贵阳时顺手买的。当检查员发现眼前这位和作者名字一样时，颇为得意地展开了一系列追问：“你是一个作家，对不？”“这书是讲什么的？”“那么你指指，哪个是写爱情的，哪个是写革命的？”“你先生是哪派的？”“什么左派，浪漫派，你反正也得有个派，我没听说过没有派的作家呀。”“你信仰什么？”“就是平民，他也得信点东西，比方说，你信不信最高领袖？”“你都认识些什么文学家？”“你总得认识一两个呵。你认识张恨水不？⋯⋯”

满车的旅客都不耐烦地趴在窗口听着这讨厌的审问，司机连按了好几声喇叭，检查员有点不好意思了，吩咐萧乾说已经检查完毕，可以把箱子搬回车里去了，他给萧乾搭了把手，像是表示歉意，又低声说：“我也是喜爱文学的。”这回，轮到萧乾吃惊和感动了，他才明白这个检查员不是要为难他，而只是想借着这位作家“表演或者发泄他的一点高尚嗜好”。

车子开出以后，萧乾伏在窗口，寻思着刚才有趣的经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是说，我不在行旅中），那个检查员倒是一个很好的茶馆朋友。如所有生性痛快的人们一样，他一定在一壶茶没喝干前，尽他肚里所有的全倾吐个干净”。

2024-07-25 21:46:23 回应

⋯⋯ 出了厂区，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大片田地种着烟草。在一个老宅较多的村子，我向几个日头下歇息的人，这个那个建筑有什么来头。他们七嘴八舌一番，一个腿不太好的老人站起身来，说要带我进村看看，比他年轻的胖子说，我走不动，不然就带你去了。等腿不好的老人领着我缓缓离开，我听到胖子在和另一个人嘀咕，他是来采访的，带他看得收点钱。

村子里气味很大，我拍了些照片，老人不断给我指，这以前是赵家碾子，现在修了厕所，修厕所时还挖出了碾心，又说以前当官的住上面，老百姓住下面等等。他才六十多岁，已经老得口齿不清了，加上方言，我听得非常费力，转了一圈，又陪他慢慢走回去。胖子还在原地，一边打量我，一边问，采访了？我不再理他，和腿不好的老人一起坐下，又听他说了会儿我听不太懂的话，然后告辞，老人起身握着我的手，说，我姓古，家就在那边，下次再来玩啊。我说好的好的，一下子挺难过的。

⋯⋯

在马过河镇下车，去寻找当年旅行团的大休息地河边村。按照他们的描述，这里有一条清浅见底的小河，“两岸树木繁茂，碧草如茵”，“夹杂着野蔷薇，白色花略有黄色，有清香”，“成群的白鹭翱翔于林间水湄，令人神往”，许多同学下河玩耍，“借此一洗尘垢”，杨式德之前在曲靖感冒了，下不了水，但也采了十来朵野蔷薇包在手绢里，“偶尔擦鼻涕，香气袭鼻，心欲醉”。

⋯⋯

公这一路我都在寻找“清畅”的河流，但多数河流既不“清”也不“畅”，湘西有一些自由奔腾的溪河，但被五里一岗的挖沙作业弄得浑浊不堪。黔东一些河流倒比较清澈，但阶梯式开发让它们个个都得了肠梗塞，徒步旅行一个多月，只在五里山和马过河看到了算是既“清”且“畅”的流水，这和景区内干净的溪流还不完全一样，你看见村民用背篓背着孩子涉水，你看见老人和狗一前一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过河，你看见两只白鹭在杂花生树的对岸浮游，你看见汤汤流水下岩石被冲刷出的形状，你知道那是活生生的世界而非景观。

2024-07-27 11:23:06 回应

至此，我从长沙出发前的种种好奇都得到解答了吗？我不确定。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我生了一场小病，大脚趾疼了若干天，和人吵了两架，被挂了三次电话，在肮脏的棉被下做了一次噩梦。我喝到了无比甘甜的山茶，吃到了大数据不会告诉你的鲜美米粉，还数次被陌生人邀请吃饭。我触摸到了已经在城市里消失的“附近”，或者说，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但当一场大雨过后县城每个角落都被下水道气味（斯坦贝克曾心系于此）灌满时，我知道自己又该出发了；我亲眼看到了那些“空心化”的乡镇，我遇到了许多老人，他们是那么孤独，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我体会到了李继侗当年说的，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我发现了游客永远不会见到的风光，通常是在漫长的乏味的等待之后，我也看到一条条河流被拦腰阻断或者开膛破肚。我见识了官僚体制的刻板，也发现了它的裂缝。我有多为留下的历史痕迹庆幸，就有多为失去的遗憾。我意识到浩劫来临时无人幸免，连最不重要的人和最小的庙字也不能例外；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经过了城市与乡村，在其间旅行，与其说是空间的穿越不如说是时间的穿越，我品味着时差，也借助它来重建一座座城池。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我想起易社强告诉我，他是一个“偶然论”者，“当我说起我的偶然论而非必然论时，一个完美的例子就是联大，在1937年，许多事情都是偶然的，并不必然会导向联大在昆明的成立，完全也可能就地解散，就此消失”。的确如此，就在旅行团出发前一个多月，柳无忌不还在担心临时大学可能作鸟兽散吗？但倘若如此，我们要赞美的是偶然性吗？我想不是。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与此同时，我也开始重新理解一些更大的东西，譬如“家国”，本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已经被空泛的口号与潜在的强制消耗得差不多了，但这趟重走，我一步步踏过那些历史现场，慢慢填充起某些空洞的概念，并重新发现了一种“壮阔”，那壮阔是一个一个具体生动的人和他们不受拘束的情感构成的。这里头有真正的爱和自信。和八十年前比，物质之进步已不可以道里计，“富强”似乎已在掌中，但精神世界里，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而重温当年的炮火、激愤与泪水，亦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情感结构的检视之旅。抗战期间我们“以感情承受灾难””，无比脆弱又无比强韧，十年后，二十年后，七十年后，或许八十年后，我们的情感世界仍在重复这样的故事，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没有答案。
燕卜荪1939年离开西南联大回到英国，为BBC远东部门工作，1942年，在一篇分析中国政治前景的文章里，他假借一位来自流亡的公立大学、亲现代中国，但不那么左倾的教师的口吻，谈起阶级问题，“当然，他们都在谈论着民主。那是个聪明的事情。如果一首诗不是无产阶级的，他们就会提出反对。但是他们会愿意穿上苦力的套服吗？你如果提出这一点，他们就会非常震惊，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原谅你⋯⋯如果民意不存在，如果在从上到下的统治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选择，那么最好还是接受从上到下的统治⋯⋯不要以为他们都腐化了。一点也不是”。——不要误会，燕卜荪不是要否认中国人的民主志向，更不是在谈论什么“伪善”（这真是廉价的指控），他是在指出一个事实：中国仍然在承受着剧烈社会失衡的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与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教育性的鸿沟，任何希望使二者建立联系的进步的统治者都需要开展多年的文化重建工作。”

“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这是易社强的总结，“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性，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观念转变成国家政策。”想象一下，假如是你，你愿意为弥合这道鸿沟做点什么？愿意为此走多远？以及，到底应该走多远？你也许无动于衷，认为它天然合理，或者干脆选择闭上自己的眼睛。“中国人尤其擅长于此，”易社强说，“中国的历史有太多困苦了，如果你不闭上眼睛，你怎么活下去呢？你怎么存在呢？”你也许对此心怀内疚。那么你可能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苦苦探索或许并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也许你认为改良的光与热不足以照亮黑黯的社会，你可能就是后来振臂一挥的闻一多。史景迁说，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但他们还是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当他们选择走向舞台时，结局往往是“比别人早些死去”。当然，你也可能幸存，你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最终，你帮助舞台中央的人把“平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政策——十一年后的解放，至少在观念上，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是对“富强”之梦最激烈的一个回应。

2024-07-27 12:22:40 1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