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剑诏对《作为文化的传播》的笔记(4)

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传递观是最常用的，定义为：传播是一个为了对距离和人进行控制而使信息在空间得以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传播的起源即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从传播的仪式观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在假设的、通常是替代性的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在这种戏剧性行为中，读者作为演出的旁观者加入了这一权力纷争的世界。这时，我们面对的不是信息的效果或功能问题，而是（读报行为中）呈现和介入在建构读者的生活与时间中扮演的角色。新闻主要是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呈现，它为生活提供了一种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它并不代表普遍的口味，也未必是合理的知识形式，但正如其他的人类发明，某一历史阶段的一项发明会随着发起它的阶级及其可能具有的意义的消失而消解。

综上，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改造的符号化过程。语言是第一位的，而现实是第二位的。我们把词（word）当作一切的开始，也就是说，词不是对事物的命名，事物是词的符号。现实是由传播而产生的存在，是由传播创造的——通过对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与运用而创造的。

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被理解和被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我们建构、维系、修正、改造现实的努力时发生在历史中的、可以公开观察的行为。我们通过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创造、表达、传递关于现实的知识及对现实的态度，这些符号系统包括艺术、科学、新闻、宗教、常识乃至神话。

如果说第一章讲的是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也就是传播的基础概念。第二章则是讲的方法论。通过对格尔兹的名著《文化的解释》的解读，批判了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两种社会科学研究策略，提出了必须把传播看作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非常精彩的是对死亡的四种定义的案例，说明了不同的死亡定义是如何指向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意图的。

作者认为，我们要以这种方式看待传播：将传播作为一种阐释，一种从经验中分析得来并建立在经验之上的意义，也就是为人所提起并解释的东西。文化研究的目标主要不在于回答问题，而是实现一个谦卑的目标：理解他人加诸其经验之上的意义；建立起一个他人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以其他方式说过什么的诚实记录；通过理解他人在说些什么以扩大人类的交谈。

对于当代文化研究者而言，目前的任务是把文化学的这些进展移植到当代生活特有的产品上去，这些产品包括新闻报道、官话、爱情歌曲、政治修辞、日间连续剧、科学报道、电视剧、谈话节目以及更广泛的当代休闲、仪式与信息。或许是异想天开，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些习俗、形式与实践。

这一章的重点是李普曼《舆论》中的观点及杜威对此进行的批判。在总结双方观点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传播的仪式观，它强调的是创造一个有凝聚力的世界，然后假定这个世界出于所有实践的目的而存在。传播是将人类关系中那些融合了技术和概念的符号形式自然地展现出来的过程。

我的感受是，随着对“交谈”的逐步了解，愈来愈有一种担忧的感觉。海德格尔说，“人类的存在是在语言中被发现的……通过语言，人类生生不息，语言令我们思考，它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反映。”如果说，语言（或者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互动），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媒介。但是，如果语言持续被污染，被操纵，如同现在网络世界发生的一些现象，就会如加缪所言“交谈和人际关系已经被宣传和论战所替代”，能够公共辩论的“公共空间”也就难以创建。随后呢，真相这一概念会陷入混乱，我们对自己在这世上所处境况的感知也被破坏。

最后，感觉作者对交谈、传播、实践等概念的定义出现了一些模糊，令人困惑。

这一章是富有激情的一章，批判的是电子至上论或“电子革命”的幻想，技术就是技术，它是跨越空间的传播和运输的手段，仅此而已。我们倡议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要就公众生存问题发表意见，而不是逃避政治或回到民俗。当前我们所有人应该义不容辞地复兴话语领域、政治语言和民主词语尚留存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