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对《将熟悉变为陌生》的笔记(11)
- 书名: 将熟悉变为陌生
- 作者: [英] 齐格蒙·鲍曼/[瑞士] 彼得·哈夫纳
- 副标题: 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 页数: 260
-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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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世界末日：为什么相信（一个不存在的）神是重要的
鲍曼：我们必须区分风险的概念和危险的概念，以便说明我心中的区别。危险是具体的东西：你知道你怕的是什么，你能采取预防措施。风险则不是这样。许多思想家已经指出这样一个矛盾：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了，但同时我们又无法摆脱不安全感。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哈夫纳：您说过，抑郁是消费社会特有的心理障碍。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鲍曼：在我们开放社会的所有恶魔中，恐惧是隐藏得最深的、最阴险的。但我们感到受到威胁、不安全、焦虑、容易恐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下远比之前的大多数社会更执着于安全。关于当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恐惧笼罩着我们。今天的恐惧不同于先前时代的恐惧，如今，恐惧的起因，和我们为保护自己免受恐惧的行动不再有关。我们找替代物来释放自己不可管控的过度的存在主义恐惧。我们远离二手烟，不吃高脂食物，避免阳光暴晒和无保护的性行为。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鲍曼：我得承认，我本人不信教。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逐渐看到了宗教的重要性，信仰和超然存在的意义。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性是不可设想的。我们不可能都是圣人，可如果我们之中没有神圣的人，那我们甚至连人都不是。他们为我们指明方向。他们向我们展示，超越之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能性。在我们拒绝承认那条路、拒绝走那条路的时候，他们刺痛我们的良知。其实我们也都在指望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如果它不是神，那它就是别的什么--对利润的追求，对金钱的崇拜，或是如今被我们拜为神物的技术。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鲍曼：我关于宗教的所有想法都落在这一信念上：我相信，神会和人一起消亡。换句话说，我相信没有神的观念，人类是不可设想的。在这点上，我是拾得我已故的朋友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的牙慧，他说过，神代表人的不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认识到了这点。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鲍曼：我们不再相信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过渡到一种新的不足：个体的不足。今天，我们要求个体来解决那些迄今为止一直由政府、国家和共同体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期待个体在一个无法改善的世界上寻找一个还能忍受的地方。世界注定要完，但每个个体都必须在这场社会的衰亡中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鲍曼：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试图找到某种比自己伟大的东西，但这种东西也要便于使用。因为他们要负责为社会问题寻找个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们也觉得要负责创造自己的神。他们不期待有人把神放到银盘子上提供给他们。问题不再是每周去一次教堂了。就像美国人会说的那样，它完全不同于以往，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不一定非得有宗教，但如果有，它就一定是一种个体的神的宗教。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他们从各种元素中建构出这个神：这个元素来自犹太教的卡巴拉，那个元素来自佛教，还有的来自基督教--来自一切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哪怕是虚幻的，能够带来安慰的”避风港“感觉的地方。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他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也就是我们的世纪，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会因为粮食匮乏和生活条件恶劣而死。地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会突然变成人们最难吃饱饭的地方。他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气候变化将导致社会整治秩序的崩溃和”没完没了的战争“。 引自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
乌托邦与历史 世间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里
鲍曼：的确，但现在离意识形态的终结比以往更远了。现代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切都可以通过运用人的能力变得完美。但今天政治的口头禅是：别无选择。西方的掌权者就是这样告诉人民的：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费世间。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对美好生活没有任何贡献。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也不要为共同体做任何事---人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 引自 8 乌托邦与历史 鲍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 引自 8 乌托邦与历史 -
当下与未来 无用之人：谁是现代社会的女巫
鲍曼：时尚以这样一个想法为中心，即必须迅速抛弃我们购买的一切。我们有还能穿的好衣服，但因为它们过时了，所以，我们羞于穿它们出去见人。在办公室，老板打量着我们，然后咕噜着说：“你怎么敢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呢？”孩子穿去年的运动鞋去上学会被嘲笑。时尚给人从众的压力。矛盾的是，那些追求时尚的人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鲍曼：福利国家以基于包容的社会为典范。安全国家则相反，它主要通过惩罚和监禁把人排除到社会之外。因此，安全行业接过了处理无用之人的责任。安全国家的一个要素是营利性的监狱部门---比如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和南非便是如此。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鲍曼：当我还在教书的时候，每当考试时间来临，学生就会开始紧张、焦虑，我总会给他们布置一个具体的阅读任务作为一种治疗方式，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帮他们冷静下来。我会推荐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关于未来学的书，那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鲍曼：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我依然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理念：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能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
鲍曼：“化阴郁为光明”的罕见天赋---好吧，那时雅妮娜的看法。那时她在她的书里写的。我认为她的意思是，对我来说，某件事情没做成这个事实并不证明这件事情不可能。你得继续尝试。你会犯错。下一次，加上一点儿运气，你会做得更好，那就更好了。化阴郁为光明的天赋？？好吧，我可不想放弃希望。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哈夫纳：您对“弱者”，对失败者、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尽管如此却仍然不断努力的人---情有独钟。这种情感又来自何处？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鲍曼：回头看，它出自我对足球俱乐部“波兰华沙人”（Polonia Warszawa)的爱。这段恋情始于1937年，当时，这个俱乐部正在勇敢地为晋级首场联赛而努力。他们成功了，后来他们又在多年来不可战胜地波兰足球冠军罗切霍茹夫队的主场，以4比0击败了对方。差不多同一时间，我读到了两只掉进同意碗牛奶的青蛙的寓言。一只青蛙大叫：“完了！我要淹死了。”然后它就淹死了。另一只则什么也不说，用尽一切精力拼命保持漂浮状态。它用四只脚不停地划水。牛奶逐渐凝成奶酪，这只青蛙也得以踩着奶酪逃出生天。我认为，这两个有哲学意义的事件偶然相遇，影响了我的成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了我的生活哲学的发展。对，我对斗志旺盛的弱者情有独钟。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鲍曼：悲观主义是一种被动，因为什么也不能改变，所以什么也不做。但我不被动。我写书、思考，我充满激情地投入。 引自 9 当下与未来 -
幸福与道德 良好生活：脱掉太紧的鞋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想法是自现代性出现以来才有的。宣告人都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普遍权利，标志着现代性的起点。 引自 10 幸福与道德 鲍曼：尝试不可能的事。把自己理解为自己的行动和创造的产物。像画家或雕塑家那样，给自己设定难以完成的任务。追求超出自己目前能力范围的目标。根据高于自己当下能力的标准来评判自己所做的或能做的一切。这一点，我再重复都不为过：不确定性是我们的自然栖息地---哪怕我们追求幸福的背后动力是化不确定为确定的希望。 引自 10 幸福与道德 鲍曼：我不再相信有良好社会这样的东西了。良好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 引自 10 幸福与道德 -
团结：为什么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哈夫纳：看起来，与其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不如说是他做了什么不取决于这个位置的事。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随着福利国家---它能保护人们不受命运和个体的失败的打击---的瓦解，团结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削弱。现在，为并非自己引起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重担压到了个体头上。个体要完全靠自己了，但他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工具和资源。如果你不得不频繁地更换工作，你怎么可能表达团结？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权力全球化了，政治却一如既往地地方化。决定你和你子女的未来的人，甚至不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对人的生活状况及前景影响最大的权力在全球的层面上运作。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处境：我们需要用自己所有的私人资源来应对并非我们造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由必须自己做决定并为后果负责的个体组成的社会。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比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争论的是需要做什么。今天，主要的问题是谁有能力来做需要做的事情。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战后欧洲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基本承诺之上的。这就是政治的实质：我们必须给需要的人工作。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自迪斯雷利的分析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结束贫困，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相信“两个民族之分“将被消除。体面的工资是贫困的出路。用公共支出来确保充分就业被视为政府的任务，因为单靠经济本身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2007--2008年信用系统和银行的崩溃，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危机不一样，区别在于：现在，我们既不相信国家，也不相信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时期称作葛兰西意义上---现代意义上---的”过渡时期“。他是这样定义过渡时期的：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知道的只是，国家和市场都没有能力弥补它们自己造成的破坏。它们都需要控制---我们只清楚这点。我们不知道怎样控制它们。不受控制的市场是危险的，而国家又是无能为力的。主要的问题是：谁来做需要做的事？对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政策方案的支持者来说，这都是一场严重且不断深化的危机。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哈夫纳：那谁来救我们？ 鲍曼：巴布尔的回答是：大城市的市长们。如今，地球人口有一半以上在大城市里生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大城市处在国家和个体之间。它们的规模、人口密度和族群混合度正好，这使它们能够协调”社区“和社会。在这里，社会代表匿名的、科层制的联系，而”社区“则代表眼神的交流和合作。城市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困难的，但这些问题可以在经验的层面上解决。一个城市的居民可以一起达成一个协议。巴布尔希望的就是这个。他没有提出一个良好生活的模型，而是问：实际上谁能做事？他提议建立一个由市长组成的世界议会，其目标不是执行决定，而是交流经验。这应该优先于其他所有问题。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从小规模的、面对面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都相互认识）中，又发展出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伴随此发展，人类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门槛，因为它涉及从基于日常感官经验的个人认同感向基于抽象概念的认同感的过渡。在数个世纪里逐渐形成的国家就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因此只属于存在于我们心脑中的事物。我们不曾与同属这个共同体的绝大多数人谋面。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但我们认同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人类向前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用斐迪南.滕尼斯的话来说----从共同体向社会过渡。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我于不久之后死去---因为我很老了---时，我会死得很不圆满、很不幸福；因为我和一个问题周旋了很久，只为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我没成功。我知道，现在我找不出答案了---我没时间了。问题很简单：怎样使世界变旧为新？这个问题来自《圣经》的《新约》。根据门徒的引述，耶稣在《启示录》中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研究过关于这个主题，关于怎样把文字付诸行动的所有作品。所有哲学家都谈过这个，但我找不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认为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今天，在我生命的尽头，这是我最大的担忧。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首尔之春》里开头，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世界。
哈夫纳：在您看来，今天，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 鲍曼：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学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公共空间，那就是由个体--发现自己面对晦暗不清的地外世界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我试图解释这背后的机制，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试图掌控自己生活的个体来说，这是前提。我不是说做到这点你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我不给别人提建议。但你至少应该更有见识，应该了解现象背后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这就是社会学的任务。我不认为社会学处在危机中。我认为现在人们比以往更需要社会学家---为当前这代人服务的新一代社会学家。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鲍曼：共同体的观念，被网络的观念取代了。共同体是很难加入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变成瑞士人。入籍要走冗长烦琐的程序。离开共同体也不容易。你要花很大心思，才能断绝人的联系。你得想理由，你得谈判。即便你成功了，你也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不便，以及如果有，这些不便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引自 6 社会与责任 -
现代性：论被迫非己，或变成别人
思想始于异端，继而化作正统，最终止于迷信。这是历史上一切思想的命运。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哈夫纳：那么，卡夫卡的革命性在哪儿呢？ 鲍曼：他对权力和罪的分析。《审判》和《城堡》是现代性的两大基础文献。在我看来，在对权力的分析上，没人比卡夫卡做得更好。以《审判》为例。一个人被控告，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被控告，但他找不出原因。他想提出辩护，但他不知道应该辩护什么。他满怀善意，决心走访一切可能为他提供线索的机构。他徒劳地试图进入法庭。最终，他在不知道因何获罪的情况下被处决了。他的罪就在于被控告。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哈夫纳：西奥多.W.阿多诺认为卡夫卡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说在《城堡》和《审判》中，卡夫卡以文学的形式预见了纳粹的恐怖，以及普遍而言的极权主义的等级和权力结构。 鲍曼：你读过《圣经》吗？ 哈夫纳：读过大部分。 鲍曼：很多人没读过。你记得《约伯记》吗？在《约伯记》中，在一次与人类的罕见对话中，上帝说得很清楚：”我问你，你来答“。上帝拒绝为他做的事给出任何解释。身为上帝，意味着不欠人类任何回答。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鲍曼:虽然消费主义社会宣称满足消费者是它的目标，可事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是它最大的威胁，因为只有它的成员没有得到满足，它才会继续繁荣。营销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新的商品，而是创造新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片刻之前还是最新样式，还被广告描绘为欲望对象的产品，突然就会被嘲讽为”过时“的东西。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哈夫纳：市场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费者。就像您说的那样，他们也被商品化了，这又把我们带回认同问题。 鲍曼：消费主义文化以这样一种压力为特征：被迫成为别人，去获得在市场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营销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商品，设想为能够吸引客户的产品。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可矛盾的是，这种强迫---它强迫你去模仿当前市场销售者兜售的”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认同---不被认为是外在的压力，反而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鲍曼：不过，新鲜的是，通过从产品目录中选择一个新的自我来逃离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线迈出的自信脚步，很快就变成强迫性的常规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变成别人“，变成了强迫性的”你必须变成别人“。这种义务的”必须“感，和人们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许多人也因此发起了反叛。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穿一些更符合你当下气质的衣服，无论更知性、成熟还是其他，就真的令你成了“别人”么？
在衣服店里也有“你必须变成别人。”
哈夫纳：自由意味着什么？ 鲍曼：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标。流动现代性的时代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艺术许诺了这个自由，却未能履行承诺。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自由就是中了6.8亿彩票后，你想要做的事。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
鲍曼：在很多问题上，弗洛伊德是我日常的灵感来源。他把文明定义为一场交易，一场价值交换。对你来说，有两种重要价值。你想同时追求二者，可不幸的是，你不能。你越是追求一个，就越不能得到另一个。1929年，弗洛伊德写道，这个时代主要的心理痛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为享受文明提供的更多的安全而牺牲了大量的个人自由。这种安全是指免于各种危险，这些危险包括自然力、以前不可治愈的疾病、拿着刀到处窜的邻人，当然了，也包括我们自己病态的本能。我们的行为变得文明了。就像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说的那样，我们发展出了抵抗本能误导的能力。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不喜欢就去攻击别人。我们不会屈服于复仇的欲望。我们展示出一种文明的冷漠，这种态度不只是不关注某人，它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我们不好斗，我们是宽容的。展示冷漠也是文明的一个成就。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以”五险一金的枷锁“安全，牺牲了个人的自由。
鲍曼：因此在大多数国家，我们都听到了期盼强政府的呼声。人们受够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附带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个体化了。按法律规定，我们都是个体。我们无法摆脱个体的义务；我们被要求承担这些义务。一方面，这是好事。我们能为自己服务，能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持续地受挫。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不足。这使个体成为孤儿。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而全球化、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自由，则含有流动的风险。
强政府，就像川普一样。
鲍曼：我小时候，噩梦般的情景是不循规蹈矩。那时的目标是不脱离常轨。今天的噩梦场景则是不够脱离常轨。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是把你或我，或其他任何个体变得一体化的议同时发生的，是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和私有化。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就是把你或我，或其他任何个体变得一体化的议会、政府和最高法院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资源、靠自己的发明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即便创造这些问题的不是我们。 引自 5 权力与认同 -
社会学：为什么它不应该把客观的和个人的经验分开
自这个术语在十九世纪被创造出来，“知识分子”就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他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说“普遍型知识分子”，就和说“黄油做的黄油”或“金属制的金属”一样。自这个术语在十九世纪被创造出来，“知识分子”就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他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说“普遍型知识分子”，就和说“黄油做的黄油”或“金属制的金属”一样。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具体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受过教育的人，但他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远远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或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友邻们身体力行“关心自己身边的生活”，还是《十三邀》中项飙老师、陈嘉映老师都提到的---年轻人往往更关心远在天边的议题，却不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和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都似乎在婉言劝说：做一个先关心自己和身边的人。
所以，自己的视角也有一定的转变。
鲍曼：追求真相的人根本就不会涉足政治。政治和真相无关，而和权力有关。只要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好的。政治便是如此。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保留超越多变的政治局势的价值。原则上，政客应该关心当下发生的事情。知识分子的任务更加艰难。知识分子要逆流而上，去拯救过去被丧失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丢到一边---没有被检验或没有被实践。必须为未来的时代保留它们。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活动；政治是短期的。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哈夫纳：现在您已经写了近六十本书了。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呢？是在固定的时间，还是想写就写？ 鲍曼：我一天中的创作时间是早上。我把白天分成生产和投资两部分。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我生产。我能做到的就是这点。然后我会吃完饭，然后打个盹。白天的第二部分则专注于投资。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哈夫纳：现在您已经写了近六十本书了。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呢？是在固定的时间，还是想写就写？ 鲍曼：我一天中的创作时间是早上。我把白天分成生产和投资两部分。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我生产。我能做到的就是这点。然后我会吃完饭，然后打个盹。白天的第二部分则专注于投资。 哈夫纳：意思是读书？ 鲍曼：对。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我写作的出发点则正好相反。我想和别人分享一些事情，而文字只服务于那个目的。一旦写到纸上，我就不再关心文字。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那是一开始时他的想法~
鲍曼：关于写作这门高贵的艺术和作家应有的责任---不只是在思想的正确性上，还在语言之美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她。我依然为自己未能符合她为我设定的高标准、为自己不能达到那个水平而羞愧。我肯定不是法国人所说的“文人”或德国人所说的“诗人”。我的手艺不是写作美文---以文学本身为目的的纯文学。但如果我有那样的技能的话，我也会感到高兴。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这是他后来的想法~
鲍曼：就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奥威尔在回答他为什么写作时列出的那四个理由中的两个：“历史方面的冲动”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说，一是“想如实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关于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社会而奋斗的想法。”我想，这就是我会追随奥威尔的地方。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说到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最终，我只能重复我在那本名叫《这不是一本日记》（This Is Not a Diary)的小书中说过的话： 我猜在这里，“因为什么”这个问题比“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更合适。写作的原因很多，你可以注意到并挑选出大量可能的原因。可以说，开始写作的决定，是被“过度决定了的”。首先，除写作外，我没学会任何其他的生活形式。一天不写东西，感觉就像浪费了一天，罪恶地终止了一天，疏忽了责任，辜负了召唤。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哈夫纳：您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对您来说，只为专业读者写作有多重要？ 鲍曼：你知道我的声音如同旷野呼告，无人倾听。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瞧，我犯过很多错，错误的判断，生活里的错误。但有一点一直没变：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跨入坟墓，而世界却一点儿也没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果。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我不属于眼下的时代。诺贝特.埃利亚斯并不试图写他自己的时代。他止于“二战”。但我在努力理解和研究我不属于其中的一代人。我想知道这代人的感受，他们在做什么。至于我做的对不对，不该由我来判断。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社会学---专门研究人的生活的科学...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鲍曼：当然，我有他的波兰语作品集。莱姆独一无二，他既是一位真正深刻的科学家，又是一位非常深刻的哲学家。这样的结合是罕见的。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哈夫纳：且极具幽默感。 鲍曼：无与伦比。在我看来，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翁贝托.艾柯。他也集各种才华于一身。 引自 4 智识与投入 -
适应：犹太人会被什么吸引
鲍曼：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人的互动自动化，我们还在追求这些东西。今天所有的技术，归根结底都在做这个。能够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被认为是进步。结果，我们也就能毫无顾虑地行动。而在直接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引自 3 犹太性与纠结 鲍曼：我写道，不存在什么人道的占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和历史上的其他占领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不道德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被伤害的不只是被征服的人，占领者也受到了伤害。占领在道德上使他们受贬，并且长远来看还会削弱他们。我进一步预言了以色列人的心灵和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军事化。我说，军队将统治国民，而不是反过来由国民统治军队。事实的确如此，比我预言的还要过分。今天，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以色列公民只知道战争。战争就是他们的自然习性。我怀疑，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想要和平，部分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怎样在和平时期---在不能通过扔炸弹、扎房子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应对社会生活中涌现的问题。人们一直没有机会学习怎样使用其他方案---不涉及暴力的方案---来解决难题。暴力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它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色列已经走上了绝路。我甚至没法说我对长期前景感到乐观，哪怕在其他问题上，我一向乐观。因为我真的看不到出路。我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要有出路，就得有人，有足够强大的一群人来实施一个计划。但在以色列，和平的势力被边缘化了，无足轻重。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也没人会听他们的。 引自 3 犹太性与纠结 鲍曼：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有这样一句口号：“把无人之地给无地之人。”整个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就建立在那句口号上。殖民地被认为是无人之地。殖民宗主国无视了那里已经有人了的事实。对他们来说，那些人是远离文明的野人，他们在原始环境中生活，在洞穴和森林里休憩。他们贫弱无力，可以被忽视，并且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也一样。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也许不是最后的--还有一些别的---但肯定是最令人惊叹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不过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变种而已。但我也能理解赫茨尔。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观念：我们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我们将给这个野蛮人的国度带来文明。 引自 3 犹太性与纠结 -
命运：被历史塑造的我们怎样塑造历史
鲍曼：波兰工人党想给赤贫的农民土地，改善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条件，把工业国有化。他们想提供全民教育---实际上他们也信守了这个承诺。他们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并且，虽然当时经济上有裙带关系的问题，但文化是繁荣的：波兰电影、波兰戏剧和波兰文学都是一流的。今天的波兰就不再是这样了。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鲍曼：我不认为我自己的决定特别重要。它们是在时代的逻辑里做出的决定。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与我无关，也不是我引起的。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鲍曼：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一个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写作。但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洞见，至今都还在指导着我的工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对社会学，对其真正存在理由的辩护。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就立基于此。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这个辩护。环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不是我们选的。问题在于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逼我们做什么，我们怎样和它们打交道，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它们。我们怎样，在当代生活条件的压力下，在了解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这是我们存在的秘密。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鲍曼：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生活经验都会不可避免地在人的生命轨迹上留下印记，影响我们认识世界、回应世界和选择在世界上走哪一条路的方式。经验越强烈，影响越深刻。生活经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而人的生命旅程，就是这个矩阵可能的组合方式之一。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鲍曼:我真的不觉得，我有资格超脱这个相当平庸的说法：我对自己所处、所经历的环境的脆弱性的体验，一定会对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影响，不是吗？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鲍曼：我自幼就对物理学和宇宙学感兴趣。我想一辈子研究它们。如果没有如此强烈地接触到人的非人潜能的话，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是，目睹被轰炸得满是难民的街道的经历，绝望地躲避逼近的纳粹军队的经历，以及流亡的痛苦---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奇迹体验，这些把我变成一个流浪者，唤醒了我对人的多层次、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兴趣。不过，我不曾放弃过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兴趣。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哈夫纳：您小时候父母会读书给您听吗？ 鲍曼：我父亲会在睡前读书给我听。晚上八点钟下班回来的时候，无论多累，他都会先读一章给我听，然后才上床睡觉。因此，他对印刷出来的文字的尊重和激情也感染了我。我只给你说几个我确定记得他给我读过的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安徒生、塞尔玛.拉格洛夫和斯文.赫定。我对到北方而不是到南方去旅行的偏好就要归功于斯文.赫定这位重要的瑞典探险家。 引自 2 经验与回忆 -
选择伴侣：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
鲍曼：如果你想找伴侣，约会网站也会推给你一个目录。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模式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对害羞的人来说，互联网肯定有帮助。他们不必担心在接近女人时会脸红。在网上，他们更容易建立联系，也不会那么拘束。但在线约会与试图按自己的欲望来定义伴侣的属性有关。人们根据对方的发色、身高、体型、胸围、年龄，以及自己的兴趣、嗜好、偏好和厌恶来选择伴侣。这背后的想法是，我们可以用大量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组装出爱的对象。我们忽视了决定性的因素：人。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危险之处在于，关系模式的形式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日用品的关系。我不会发誓对一把椅子忠诚---为什么我要发誓将这把椅子当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欢它，我会买一把新的。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但我们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当我们遇见更有魅力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就像对待芭比娃娃一样：一旦新品上市，我们就会把旧的换成新的。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有得必有失。你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你会因为你的伴侣也有更多的自由这个事实而受苦。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其中，人们按租购的模式来形成关系，结成伴侣。可以丢掉关系的人不需要努力维持关系。人只有让对方满足，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持久的关系会阻碍人们追求幸福。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问题在于这是“转瞬即逝的爱”。在动荡的时代，你需要不会让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时候会陪在你身边的朋友和伴侣。在生活中，对稳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脸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这个需求之上，人们不想独自一人。但同时，我们又很怕投入，怕被纠缠，怕被束缚。我们害怕错过什么。你想要一个安全的港湾，但同时，你又想保持自由。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寻找了。那是一见钟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爱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为一体的那种难以捉摸却又无法抵挡的快乐，是在不只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变的快乐。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这种快乐很难获得。如果你一直处在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主义者的孤独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如果爱的本性就是愿意站到你爱的对象那边，支持她，鼓励和赞美她，那么，情人就必须做好把自利放到第二位，放到被爱者之后的准备，就必须做好把自己的幸福当作次要问题，当作他者的幸福的附带问题的准备。用希腊诗人琉善的话来说，人“把自己的命运抵押”给被爱者。与常识相反，在爱的关系中，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它们会统一、融合，最终不分彼此。 引自 1 爱与性别 哈夫纳：美国作家克莱特.道林((Colette Dowling)把女人对独立的恐惧称作“灰姑娘情结“。她说对安全、温暖和被照顾的渴望是一种”危险的情感“，并敦促她的女性同胞不要放弃自己的自由。对于这个劝告，您不同意的点是？ 鲍曼：道林警告的是那样一种冲动，即照顾他人，并因此而失去随心所欲地追随最新潮流的可能性。消费时代，男女牛仔的私人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自由。他们觉得世界围着自己转，他们追求的表演是独奏。他们乐此不疲。 引自 1 爱与性别 有一点这样的趋势
鲍曼：社会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习惯了这个事实：女人做的家务工作也是有价码的。 引自 1 爱与性别 鲍曼：我喜欢做饭，因为烹饪是创造。我意识到，在厨房里做的事情，和写作时在电脑上处理的事情很像：你在创造。那是创造的工作：有趣，不无聊。而且，好伴侣不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的组合。好伴侣相互补充。一个缺的，另一个有。雅妮娜和我就是这样。她不太喜欢做饭；我喜欢---因此，我们相互补充。 引自 1 爱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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