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の大叔🌈对《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的笔记(5)

经过十多年的整合，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和军事架构，消弭了过去各区域割据势力之间的公开对抗和政治分裂；在财政和税制上也在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如果没有1937年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的强大现代国家的最终出现，毫无疑问。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快速地朝着此一方向推进，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才在1931年贸然占领满洲，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一个统一强盛的现代中国的成长必然意味着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野心的终结。所以中日之间的全面交锋在1930年代已时所难免，蒋介石所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培育自身实力，推迟战事的发生。

2022-03-22 17:45:53 1人喜欢 回应

清朝国祚绵长之根本原因，是其相辅相成的两个特征，皆为国家建构所不可或缺：（1）将内亚边疆地区正式纳入版图，由此消除了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2）继承了前明的正统，从征服王朝转向复合型王朝。清朝通过尊重士人特权、认同儒家理念、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策略等，赢得了地方精英的忠诚。在内地各省，它既依靠士绅精英处理乡村日常行政事务，同时又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自主权，由此既能把汉人社会置于中央的有效统治之下，又将政府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同样，在边疆地区，通过庇护喇嘛教及允许当地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掌握一定的地方行政事务自主权，清廷也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由此，清朝无须大量派驻军队，即可维持边疆的稳定，同时也无须使用强制手段，即可确保边陲地区非汉人族群的臣服。清廷强调通过宗教和政治纽带稳固边疆，而非诉诸暴力，也有助于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产生认同。前后两个世纪的开疆拓土和边疆的巩固，不仅使得中国的版图得以扩大，也有助于在汉人与非汉人精英之间产生共同的国家意识，即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重新界定后的疆域之内。这种观念的生命力，甚至比国家本身更加久远。归根到底，清朝可谓帝制时代华夏国家谱系的最后一个王朝。但清朝的“中国性”，跟清之前的王朝不尽相同。“中国”的概念重新得到了界定，既体现了中国以往的文化和政治遗产特征，又显现出以往所未见的多样性和复合性。事实上，中国文化本身之所以如此悠久而富有韧性，正是因为其长期以来一直保有向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族群因子开放的传统。

2022-03-22 17:44:48 1人喜欢 回应

归根结底，宪政政体在中国难以得到发展的原因，是自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尤其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诸国林立，战乱不休，与中世纪欧洲非常相似），从未形成代议制传统，用来限制帝王们的征税权力。而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的欧洲，原初形态的宪政机构渐次出现，对于中世纪晚期的代议制、公民权以及法治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进而导致近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形成（Downing1992：36）。同样重要的是，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与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相比，在结构上非常不同。除了个别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或宗教组织很少具有欧洲贵族和神职人员那样的自主权力和影响力。同样，中国的富商也不享有在欧洲所见到的基本权利、自由以及宪章所规定的豁免权。换言之，中国缺少像欧洲那样支撑其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

2022-03-24 06:53:30 回应

早在明治维新前四年的1864年，李鸿章就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在呈给清廷的一份奏折里说：“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长短；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他还写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还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在论及中外关系的奏章中每提到本国时，都使用“中国”二字而不是清朝官方文献和话语中更常见的“大清”“皇朝”“天朝”之类用词，这反映了19世纪中西冲突过程中汉人官僚意识上的微妙变化；他们更多地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而非仅仅从清王朝的立场，来倡办近代化事业并重新定位自己的认同。这种意识反映了19世纪后期在西方列强的反复威胁刺激下，汉人精英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萌发。这种民族主义意识还很模糊，并与他们对清廷的忠诚纠缠在一起。不像20世纪民族主义弥漫全国，19世纪这种初始的民族主义还只限于汉人统治精英；他们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即已经接触过西方和日本。此种意识根源于儒家治国思想中的理性实用精神，刘广京谓之“儒家爱国主义”。

2023-02-20 08:26:42 1人喜欢 2回应

清朝国家在19世纪晚期经历了三大变化。其一是地缘政治战略的重新定向，即为因应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威胁，将其战略优先目标，由传统的防卫西北边疆转变为兼顾东部和东南沿海防卫，甚至以海防为主。其二是财政一军事构造的转型，即从中央集权的旧体制转向各省督抚日益自主的新体制，进而重塑汉人官僚与清廷中枢的关系，使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变得越来越具有条件性。这两大趋势加在一起，使清朝国家越来越“内地化”或“中国化”，而原先的“亚洲内陆”特征则日渐模糊。其三是清朝国家从过去相对于周边藩属国的宗主国逐渐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变。在甲午战争失败，从而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之后，清朝的朝贡体系基本终结。清朝不得不按国际法准则与周边各国平等相处，也不得不接受与相邻国家之间的边界，而这些边界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外国列强通过双边条约强加给中国的。

2022-03-24 08:03:50 1人推荐 1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