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仔~对《菊与刀》的笔记(8)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有......”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太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说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有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处于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有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们不会既写一本书将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有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形式。一个人类社会总必须为它自身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他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市委全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有多达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融为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理由和共同动机。一定成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这样，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想齿轮一样都相互咬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较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 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处在各有堤防隔离开来的小池之中，它们总是溢过假象的提防，互相交流，以至掺混而分不开

在政府的最高层，“人民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对于发挥各种内政技能的国家政府，美国人感到是一种少不了的业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政府是近乎至善的。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驶范围，（说白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但是，这样绝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分”的体制下没有自治。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发展，而在中途与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族范围达到什么程度，付多少责任，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或者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公众利益。

日本的神道被奉之为民族统一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它与国家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机关”（按书中民众对神道的敬仰就好像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自家国旗的敬仰一样）。因此，在日本，人们不认为神道是一种宗教，而它也不会像基督教那样有礼拜活动以及教义的宣讲。正因为神道不是一种宗教，学校可以将其作为教学科目传授给学生而无须理会西方国家的非议。而祭祀神官的任务是代替民众举行仪式

那么，是什么人使这个政府进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日本那些特殊习俗就已经孕育了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武士作为大名的心腹家臣磨练了政治手段，经营和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这些商人则购买了武士的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 这种特殊联盟得益于日本封建社会具有特殊流动性。商人通过与武士阶层联姻而购买了“武士”这一职介从而洗刷了自己作为商人下贱的社会地位带来的耻辱。这个联盟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主力军，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由于工业革命而诞生的“中产阶级”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然。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是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为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罪感来自不能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自己，即第三人。耻感来自外部的一个实在的人对自我“高贵的”名誉的侮辱~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围墙壁上，这种人性总在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幻觉有很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感知深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自由天地，砖也就没用了，也就不用去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义理”之间，“义理”与“人情”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品味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 日本人把自我监事和自我监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压力。他们说，一旦这种束缚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认为，所谓“观我”或“自我检视”，就是自己内心的理性原则。因而得以临危不乱、保持机智。日本人且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解脱颈上枷锁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