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Ferdinand von Schirach
1964年生于慕尼黑。1994年起至今担任执业律师，专司刑事案件，委托人既有当时的工业巨头、知名人士，也有各色社会平民。
2009年出版“恶行”三部曲之一《罪行》，引起巨大反响，登上《镜报》《明镜周刊》等众多畅销书榜首，次年获得德国文坛重要奖项克菜斯特文学奖，并获选《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
2010年出版三部曲之二《罪责》，好评如潮。2018年出版三部曲之三《罪罚》，上市两周即登上畅销书榜首。引自 罪行
电影导演吉姆·贾木许曾说，他宁愿拍一个遛狗的男人，也不拍中国的皇帝。我深有同感。我曾为七百多起案子做辩护，我在这本书中表面上写的是刑事案件，实际上写的是人———人的失败、罪责与伟大。
我有个叔叔，曾任大刑事审判庭的首席法官，审理的都是命案，涉及谋杀罪与杀人罪之类。小时候，他会跟我们讲我们能听懂的案例，开头永远是：“世事大多错综复杂，罪责也是如此。”
他是对的。我们在真相后面紧追不舍，可它跑得比我们还快，我们始终无法追上。我写的是杀人犯、毒贩、银行抢劫犯和妓女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遭遇，和我们没有多大不同。我们的人生就像在一层薄冰上跳舞，冰下极冷，一旦掉落会立即丧命。冰层承载不住一些人，他们掉了下去。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一时刻。如果足够幸运，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我们可以继续跳舞。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引自 罪行
我的那位法官叔叔战时曾在海军服役，左臂和右手均被炮弹炸毁。尽管如此，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自暴自弃。大家称赞他是个好法官，有人情味，正直、公允。他喜欢打猎，有一个自己的小猎场。一天早上，他走进森林，把双管猎枪塞进嘴里，用残缺的右臂扣下了扳机。他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西装外套挂在了树枝上，脑袋被打爆了。很久以后我才看到那些照片。他
给最好的朋友留下一封简短的信，说他活够了。信的开头写道：
“世事大多错综复杂，罪责也是如此。”我至今仍然怀念他。无时无刻不怀念。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引自 罪行
六十岁生日前夕，他整夜无法入睡，找出了那张褪色的在埃及拍的照片：英格丽德和他站在金字塔前，背景是骆驼、供游客观赏的贝都因人部落和沙漠。她把结婚相册扔掉时，他从垃圾桶里捡回了这张照片。自那之后，他就把照片藏在了柜底深处。
那天夜里，他意识到自己永远会是一名囚徒，直至生命的尽头。他在开罗许下了承诺，就必须信守到底，特别是在当下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因为世上从来没有只求同享好日子的誓言。他眼前的照片逐渐模糊起来。他脱下衣服，裸身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了自己很久，然后坐到了浴缸边沿。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哭泣。引自 费纳
他的咽喉，令他无法呼吸。三刻钟后，绞刑器结果了他的性命，
而他已受尽非人的折磨。
次日清晨，瓦格纳的清洁女工把采买的食物拿进厨房，看
到了洗碗池里的两根手指。她立即报了督。瓦格纳躺在床上，两
条大腿被夹钳夹在一起，左膝盖钉着两根木工铁钉，右膝钉了三
根。脖子上还架着绞刑器，舌头从口中探出。瓦格纳死前尿了裤
子。侦查人员很困惑，他到底向凶手泄露了什么，才会招致这样
的下场。
两只狗的尸体躺在客厅大理石地板的墙角。凶手肯定是被狗
吠声惹恼，把它们踩死了。痕迹鉴定专家试图从狗的身上提取鞋
印，经过病理学分析后，却只提取到一片塑料。凶手显然给鞋套
了塑料袋。
瓦格纳被害当晚，凌晨五点，波科尔从赌场把两大塑料桶的硬币搬回了发廊。他很累，弯腰开门时，听见一阵清脆的嗡嗡声。他听过这种声响，只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它是什么。直到甩棍快打到后脑勺的一瞬间，他才想起。
女朋友来发廊讨要海洛因时，发现了他的遭遇。他脸朝下趴在理发椅上，两条手臂环抱椅背，像在拥抱椅子。他的双手被扎线带捆绑在下方，肥大的身体卡在扶手之间。波科尔全身赤裸，肛门里插着一根折断的扫帚柄。法医解剖尸体后发现，由于用力过猛，扫帚柄把膀胱都刺穿了。波科尔的后背和脑袋上共有一百一十七处外伤，被甩棍打断了十四根骨头，致命伤已无法确定。波科尔的保险柜完好无损，两桶硬币也几乎分毫不差地摆在门口。他断气时，嘴里含着一枚硬币，食道里也有一枚。
调查毫无进展。波科尔店里采集到的指纹可以指向克罗伊茨贝格和新克尔恩的任意一个犯罪分子引自 棚田的茶碗
些物品转寄给了她在法兰克福的姑姑。
我留下了其中一本书，她在书的第一页写了我的名字。那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书在我的书桌上放了两年，我才有勇气再次翻开它。她用蓝笔标出了想读的地方，旁边还用小字做了批注。只有一句是用红笔标注的，那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我读到它时，仿佛仍能听见她的声音：
“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引自 大提琴
作为被告人的弟弟，他有权保持沉默，这是法律明文规定。法庭上的所有
人，包括瓦利德及其辩护律师，都为他出庭作证感到惊讶。现在，人人都在等待他的答案，它可能影响他哥哥的命运。法官们有点不耐烦，辩护律师也觉得有些无聊，一名参审员在不停地看表，他还要赶五点的火车去德累斯顿。卡里姆是这场庭审的最后一名证人，这也意味着他无关紧要。卡里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直都知道。
卡里姆生长在一个犯罪家族。他有个叔叔在黎巴嫩因为一箩筐西红柿开枪打死了六个人，该事件广为流传。卡里姆的八个兄弟有一连串犯罪记录，法庭要用半个小时才能读完。他们偷盗、抢劫、诈骗、勒索、作伪证，只有谋杀罪和杀人罪没有犯过。
他们家族世代以来都有堂表兄妹之间通婚的情况。卡里姆上小学时，老师们都抱怨：“又来一个阿布·法塔里斯。”然后把他当智障儿童看待。卡里姆只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班主任告诉六岁的他，不要惹是生非，不能打架斗殴，最好安静待着。所以他一直很安分。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能表现出与众不同。哥哥们听不懂他说的话，老敲他的后脑勺。因为他们城市推行的移民融入项目，一年级班里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有移民背景。每当他试图向同学们解释些什么，总会遭到取笑。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如果他表现得过于与众不同，同学们还会揍他。于是卡里姆的成绩很差。他没有别的选择。
十岁时，他从教师图书馆偷了一本教材，自学了概率、微积分引自 大提琴
法医发现，所有外伤都是死后造成的。胖男人的心脏被送去化验，结果显示他确实死于心脏病发作。谋杀的嫌疑解除。
最后，枪方可指控的就只荆下放解尸休的行为。检方怎以扰乱死者安宁的早名发起指控。法律禁止故意毁坏尸体。检察说，分尸掩埋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
检察官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我们不能只看行为本身，还要看被指控人的目的。卡勒的目的是救伊琳娜，而不是亵渎尸体。我说：“这是因爱而生的滋扰行为。”并提交了一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该判例有利于卡勒。检察官挑了挑眉，合上了手里的文件。
羁押令被撤销，两人得以无罪释放。伊琳娜在律师的帮助下申请了难民庇护，获准暂时留在柏林，没有被送到遣返拘留所。
他们坐在床上，挨在一起。衣柜门的铰链在警察搜查的过程中被弄坏了，门歪歪扭扭地挂在铰链上。其他一切如初。伊琳娜握着卡勒的手，两人望着窗外。
“现在我们得重新开始了。”卡勒说。伊琳娜点了点头，心想，他们是多么幸运啊。引自 幸运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都在准备庭审材料。律所的所有律师反复查验卷宗里的每个细节，包括移动道信网络、DNA分析结果及地下车库的摄像头。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细致周密，几平找不出漏洞。博海姆的公司委托了一家私人侦探社，也没有新的发现。尽管所有证据都对不上，博海姆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虽然胜算渺茫，他却始终心情舒畅，一点也不慌张。
警方的侦查工作都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不存在巧合。侦查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由行政事务、物证分析、批注撰写及证人询问组成。在犯罪小说中，冲着凶手大吼就能令其认罪，现实中却没那么简单。如果一个人弯腰站在尸体前，手上拿着一把带血的刀，那么他就是凶手。没有一个理智的警察会相信他只是碰巧路过，拔刀不过是为了救人。电影中的警长常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但这种桥段都是编剧杜撰的，现实正好相反。显而易见的答案才最有可能是对的，而且多数时候就是真相本身。
相比之下，律师则是要在起诉的证据链中找出漏洞。巧合就是律师的盟友。律师的任务是纠正那些仓促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一名警察曾对联邦法官说，辩护律师只会刹住“正义之车”的车轮。法官回答，不会刹车的车子就是一堆废铁。刑事诉讼只有通过各方势力彼此制衡，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拯救委托人的那个巧合。
博海姆不得不在看守所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引自 夏令时
我不知道这样评价一家精神病院是否恰当。
我和主治医师通了很久的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一切迹象表明，菲利普患的是一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并不罕见。据推测，全世界约有百分之一的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候都得过这种病。它通常表现为阵发式，会伴随形式及内容上的思维与感知障碍。绝大多数病人会出现幻听，一部分会觉得自己正受到迫害或认为自己是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又或者像菲利普那样为妄想症所折磨。这种精神疾病可以通过药物和长期疗法治疗。病人要信任医生，敞开心扉。完全治愈的概率约为百分之三十。
参观结束后，菲利普把我送到门口。他还是那个孤独、忧伤、胆怯的男孩。他说：“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什么数字。”
“的确，那你是什么数字？”
“绿色。”说完，他转身回了医院。引自 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