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期，临床医学越来越将患者当做“主动的”主体——一个必须在诊疗活动中发挥某种作用的人（Armstrong 1984, Arney and Bergen 1984）——来建构。当代医学实践没有否认疾病刻写在身体之重，它要求患者在诊断过程中给出自己的意见，以便让疾病本身得以确认；它要求患者致力于治疗实践，作为联合治疗的一部分；它还建议患者在患病之前要根据有关健康风险的信息谨慎行动。在当代医学遗传学中，创造有遗传风险的人同样如此。患者要变得有既能、谨慎和主动，成为医生的盟友、准专家，为让自己更好分担一份责任。引自 第四章 有遗传风险
此处反倒让我想起帕森斯的论述，即病人角色的要求为：(1)病人对其情况没有责任；(2)个人正常社会义务得以解除；(3)病人应力谋康复；(4)病人应寻求能胜任的专门技术帮助，并与医生合作。两者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
Armstrong (1984)The Patient's View.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8, 737-744.
Arney&Bergen.(1984)Medicine and the Management of Living:Taming the Last Great Beas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