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试读：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她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名的美人。她生于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太伤心了。"谁都这么说。孩子太丑了。 凡是客人来访，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一边，总要等母亲叫："进来吧，老奶奶!"这才出来。母亲于是向客人解释："这孩子真怪，古板极了，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埃莉诺真想钻进地里去。 她八岁时，母亲害白喉死了；九岁，父亲又因酒精中毒去世，于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教极严，埃莉诺15岁以前从没有跟年龄相仿的人做过朋友。 18岁那一年，她开始进入社交界。社交界为之哗然。她身高近六英尺，声音高亢刺耳，门牙外露，什么化妆品也不用。她有时无缘无故吃吃地笑，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凄然泪下。家人说，这孩子准是傻了，所以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已经向她求婚，但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却竭力反对了三年才同意这门亲事。 1905年3月17日结婚，由伯父西奥多主婚。她继承了伯父的异乎常人的精力。谁都在议论，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对头。而她的精力是怎样使用的，大家也不以为然。有人问她，为不为家务烦心?她说："我每天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很少超过15分钟。"她的工夫都花在穷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离家外出之际，她那年轻的丈夫爱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来帮忙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同一个有钱的老头拉瑟弗德结了婚。1921年，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两腿瘫痪。萨拉要儿子放弃社会活动，回海德公园村过残废人的生活。但是医生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应该重返政界，她可以充当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埃莉诺自己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后来又舍命为民主党工作。她对罗斯福说："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当州长。"在家里，本来是萨拉说了算，现在渐渐不行了。萨拉写信给兄弟说："现在富兰克林只听埃莉诺的了。" 罗斯福果然当上了州长，随后又做了总统。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贵宾席上，还让她乘坐专用汽车。 就职典礼一结束，埃莉诺就去"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访问。她同那里的退伍军人一道唱歌。事后，这些人议论说："胡佛派军队来打我们，罗斯福派夫人来看我们。" 罗斯福难得到各地旅行，所以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万英里，发表演说，巡视贫民区，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劳苦佃农。她一回来，富兰克林就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见闻。他很风趣地给了她一个特工代号："罗浮"(Rover)意思是"漫游者"。--译者。 《纽约人》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过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埃莉诺不在家时，露西就去探望罗斯福。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周定期在白宫二楼条约厅举行一次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她为《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期写一页长的问答栏的专稿。她在广播界的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甜心"牌香皂、"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的厂商出钱请她每周作两次广告，报酬全部捐赠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某次，她在同一时间在白宫举行两个招待会，两处有门相通，她这边跑跑，那边待待，来回招呼客人。 罗斯福同露西相会，一般是在乔治城和阿林顿市郊外路上。有一次，总统的专车本来是从华盛顿开到海德公园村去的，但是为了到露西的庄园和她见面，特地绕道到新泽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个很少使用的铁路支线去。 这时埃莉诺心里已经明白，她同罗斯福之间非但不可能有什么深情，就连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谈不上。 "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万般激荡第一部之第三章第三章 万般激荡 1934年5月，美国报摊上首次出现一种漫画杂志，叫做《滑稽名画》。可是读者中却没有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这位全国头号警察本来是十分爱看滑稽连环画的人，尤其爱看《大侦探迪克·特雷西》和《特工X-9号》，但是那年春天他没有工夫看这些。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办：准备把司法部迁往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建大厦；奉总统之命，监视法西斯组织；研究国会刚通过的防止犯罪行为的新法案；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侦缉人员收编入联邦调查局。凡是能够罗致到的人才，这位局长都要。他告诉公众，"美国的犯罪分子目前十分猖獗"，而公众也只能表示同意。人们本来指望，酒禁撤销之后，美国国民性格中好用暴力的污点可以随之消除，但事与愿违，原来的私酒贩子转而抢劫起银行来了。由于银行家的声誉本已扫地，劫匪在大众心目中反而成为罗宾汉一流的人物。约翰·迪林杰是联邦调查局所谓"头号公敌"，可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一个人却对他十分钦佩。他写道："迪林杰不抢穷人，专抢那些靠抢穷人发财的人。我拥护迪林杰。" 迪林杰犯案累累，十次杀人，四次抢银行，三次越狱，最后同梅尔文·珀维斯所率领的联邦调查局的一批神枪手对打失败，才算完事。由此得出的教训本应人人都懂，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行最肯容忍的却是30年代，这是35年以后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很难说是平静的时代以后才发现的。迪林杰死矣，可是比活着危害性更大。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手枪的人也随便谈论什么"杆子"啊，"左轮"啊，"一枪倒"啊，"风声紧"啊等等。农民的经验证明，采取直接行动是有效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了，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夸奖一群对黑人滥用私刑的暴徒，说是干了"一件好事"。切斯特·古尔德是连环漫画《大侦探迪克·特雷西》的作者，因此大概也是符合J·埃德加·胡佛心意的人，可是他也说："强盗越来越猖獗了，因为一送法院就宣告无罪。我这样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见了强盗就开枪，免得送法院呢?"不过，要是可以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大人物触犯了你，不是也可以拔枪打他吗?罗斯福夫人收到的恐吓信就多得惊人，她听从特工人员的劝告，手提袋里不带着一枝"左轮枪"，就不出白宫大门。 迪林杰吃了警方的"一枪倒"，是在走出一家放映强盗故事片的戏院的时候。这一点颇有象征意义。那时好莱坞每年摄制50部强盗故事片，其中有不少给犯罪行为涂上一层浪漫色彩。关于胡佛这人在其他方面的本领，人们意见不一，但是他在宣传方面独具天才，却是毋庸置疑的。1934年联邦调查局把档案开放，让摄制《特工人员》一片的人员参考。这是一部新型影片，片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由吸引观众的青年演员詹姆斯·贾克奈扮演。接着胡佛又转向电台。他让梅尔文·珀维斯在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广告节目里露脸，不过结果却是一团糟。珀维斯对着话筒满口粗话，弄得胡佛大惊失色，汤普森广告公司狼狈不堪。可是有个叫做《捕盗神手》的节目却非常受欢迎。在儿童节目里还可以听到迪克·特雷西的声音，几百万孩子给电台寄来了"桂格"牌麦片纸盒盖子，要求换取警探徽章。但是国内有血有肉的大侦探还是胡佛本人。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开列"社会公敌"的名单，追缉不法之徒，例如"美男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巴克"大娘"、"机枪手"凯利，此外还有当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少年罪犯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那一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里最杰出的客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带着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见总统，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却很冷淡。凯恩斯态度矜持，近于傲慢，而罗斯福也还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但是他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那时尽管新政搞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仍在1800万以上。有些州，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90%的赈款是由联邦政府拨给的。毫无疑问，罗斯福已经把国家从混乱中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3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这段时间，新政困难重重。全国复兴总署尾大不掉，难以维持。约翰逊将军失望之余，只好从酒瓶和女秘书那里寻求安慰。他为他那位秘书的高薪开脱，对报界说她"不仅仅是个速记员"。报界发表了这句话，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们，你们的拳头怎么打到裤带下面来了?"这个比喻实在欠妥。两个月前，工商界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了，因为他提出了管理证券市场的法案。乔治·M·汉弗莱、休厄尔·艾弗里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攻击成立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指责说：有人阴谋"把一切好制度都搞成俄罗斯化"，这个法案就是一例。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查德·惠特尼在国会作证说，他的那个交易所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机构"。他说完后，威尔·罗杰斯就嘲笑说："华尔街那帮家伙拼命挣扎，想阻挠政府派人到场监督。"他们失败了。到了罗斯福委派约瑟夫·P·肯尼迪(他本人就是个声名狼藉的投机商)当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他们就由失望转为暴怒。总统这么做，是照莫利的意见办的；莫利的论点是交易所有哪些漏洞，肯尼迪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能把漏洞全部堵起来。但是，华尔街并没有因此而消了气。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视察交易所市场时，四周都是警卫。他冷冷地解释说，要不是这样，有些经纪人会把这位新上任的主席揍一顿的。有些商界巨头说肯尼迪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还没有这样骂罗斯福，不过也快了，因为由于迪安·艾奇逊不肯签署货币贬值的命令，罗斯福已经把他撤职，这是在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还有意丢他们的脸啊。艾奇逊已经在考虑，自由同盟快成立了，他是否要做个发起人。 一场比这个大得多的风暴已经在天际冒头。关于新政的法令，已经弄出了一千多件官司。1934年时，任何法官都可以下令禁止当地执行联邦法律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早就告诉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只有28%是民主党人。这些官司最后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但也于事无补。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78岁，都是些保守派。历史上每一位倔强的总统几乎都同最高法院冲突。罗斯福是林肯以后最倔强的总统，如果冲突起来，可能把他毁了。 不过，有一位阁员倒有个好消息向全国报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看了不少柏林来电，宣布说："德国虐待犹太人的事，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同年春季，阿尔杰·希斯跟惠特克·钱伯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一家自助餐馆里初次会面，不过钱伯斯用的不是这个名字。介绍他们见面的是苏联特务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两人。他们仅仅对希斯说，这位是"卡尔"，他在党的工作方面领导你。餐馆和《华盛顿邮报》只隔几个门，但是即使报社本市新闻编辑部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也不会把它报道出来。那时还没有把共产党人认为是坏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刚成立了八个星期，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他操心的是美国的右派而不是左派。三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奉总统指示，要监视共产党组织，可是就是那时也只注意他们有无间谍活动而已。 美国已经在1933年感恩节正式承认了苏联。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刚刚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中较年轻的来宾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写信给未来的妻子，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极表愤慨。他说："这个制度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我们送进地狱了。"(这次宴会的入场券是每位六元，贵得闻所未闻，默罗十分生气。)1934年5月距离人民阵线成立只有半年，厄尔·白劳德不久就要举起"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大旗了。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比兰登更是个地道的堪萨斯州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出。到30年代末期，白劳德成了十分受欢迎的人物，甚至被邀和罗伯特·A·塔夫脱同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因为塔夫脱想尽可能争取左翼选票。 1934年5月14日，主持密苏里州救济事务的哈里·S·杜鲁门报名参加本州民主党预选，争取为参议员候选人。当天一早他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是清晨4时，我就要发表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声明了。像我这样岁数的人一般都想争取的地位，我已经达到了……我现在要竞选美国参议员了。如果万能的上帝决定要我进入参议院去，我将一如所罗门王那样，祈祷上帝赐我以智慧，使我做好这个工作。 这件事在华盛顿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当日的要人中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一人见过杜鲁门，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早一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的时候，在他专车的客厅里见到的。即使新政派人士当时对他有更多一些的了解，也不会重视他的。因为这位候选人甚至连债也还不清。自他开的那家服饰用品店倒闭以后，法院判决他应该偿付8944元的债，至今他还一直拖欠着呢!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组织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才是当时引起华盛顿大吃一惊的两件事。辛克莱得到的票数，比跟他竞选的八位民主党人的总票数还多。不过，对华盛顿多数人来说，这时在政党活动上却松了一口气。过去一年中的风云变幻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尽管现在是中期选举前夕，他们都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的小说《命运多舛的安东尼》长达1224页，当时最为畅销；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这时已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除禁令，销路跟艾伦那本不相上下。欧内斯特·海明威不用复杂的渔具，就捕获了一条468磅重的马林鱼；拳击家马克斯·贝尔击败了马克斯·施麦林；格伦·坎宁安创造了四分六秒七的一英里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驾驶他那辆"蓝鸟"跑车，时速272.1英里，比客机还快。圣路易斯市流行着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影片《飞往里奥》里两个"穿插节目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和琴逑·罗杰斯竟使主角桃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黯然失色，使观众拍案叫绝。成年人的广播节目中最出色的滑稽演员是杰克·本尼。前两年他在加拿大苏打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三家出资的节目里不曾获得听众的欢迎，现在他为果冻公司广播，终于成功了。儿童们爱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自元旦以来，扩音器里不断回响着这位英雄骑着战马"银驹"扬鞭飞驰的声音。 总之，现在有点工夫谈谈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因为像1932年那样的绝望情绪已经消失了。人们觉得好像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加拿大奥利发·迪翁太太5月28日一胎生下五个婴孩；早一年秋季，华盛顿的"参议员"队还真的参加了全国职业棒球队锦标赛，以后可能还会参加。那年春天晴朗宜人，樱花似锦，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在领略这明媚的风光，但是亨利·华莱士却只盼望上帝给美国下点雨。 在担心发生混乱的恐惧消失以后，30年代中期令人最不愉快的是天气。全国各大盆地的河流--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托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哈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河、梅里麦克河--先后几乎都曾泛滥成灾，河水在城市的街道上汹涌奔流。1937年，俄亥俄河的一次洪水就冲毁了50万人的家园，为美国史上最大的水灾。那几年洪水和风暴使3678人丧生。冬季都冷极了，可是1936年夏天堪萨斯州人兰登竞选总统的时候，该州的气温竟高达华氏100度，而且历时近六十天。不过罗斯福总统任内头几年，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干旱加狂风，即所谓"黑色风暴"。这些风暴使亨利·华莱士日夜担心。在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以前，狂风已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警告说，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大平原区。西经100度以西的所谓矮草地区，每年降雨量还不到20英寸。早年的探险家已经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做"美国大沙漠"，不过那时这个地方有几百万美洲野牛终年践踏，印第安人又未加耕耘，土层还比较稳定。后来移居此地的人带着"约翰·迪尔"式耕犁来到，把土地开垦了。大萧条时期以前，他们幸而碰上了特大雨量。不过，由于他们放牧过度，耕犁过度，无可逃避的灾难终于迫近。甚至在20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已经一共有100个县被人叫做"尘土坑"。到了1934年，据全国资源委员会估计，竟有3500万英亩可耕地完全破坏了，另有1.25亿英亩也几乎或完全失去了表土，还有1亿英亩迟早也难免破坏。忽然之间，"尘土坑"的面积扩展到19个州、756个县。同19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一样，大平原区随时可能发生大饥荒。 1933年的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译者，也就是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个月里，第一次大风暴从天呼啸而降。当天早晨，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层就开始被吹跑了。中午，天色黑如夜，人的唾沫里也搀满了沙土。到太阳重新出现时，田野都被沙掩盖了，所有道路、树木、棚舍、篱笆、机器都埋没在大沙丘之下。这时狂风已转向得克萨斯州吹去。一层高耸入云的尘幕笼罩着芝加哥的天空，从远在东边的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也能望见。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1934、1935整整两年，旱灾连绵不断，而且从达科他州的一些边远城镇如响水、乃俄比、伤膝、花马等地还吹来了怒吼的狂风。当时的农业部次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雨量极少，造成了严重灾害。"实际上那一年的农村灾难导因于前一年的冬季：由于冬季雪少，土地太硬，吸收不了仅有的一点雨水。土地几乎光秃无草，田里小麦稀疏，特格韦尔说是好像一个老头儿下巴上的短胡子。就在凯恩斯谒见罗斯福，杜鲁门报名参加密苏里州预选的那一个月，1934年的第一次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锅把地区。整整好几县沦为流动的沙漠。家庭妇女拿油布和胶纸把所有的窗台、门框、锁眼都堵上，可是细沙还是渗进室内，在地板上活像沙滩。 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学生说，他所见的风暴像是"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市，内森·阿希发现连食物都有沙土味。他写道：尘沙"吹进眼里，钻进衣领；脱下衣服一看，连扣眼里也有斑斑点点的尘土；早上沙子像细雪一般聚集在窗台上，甚至更往里钻；沿着电线它也能渗进屋里；门框边上……也有一层铁锈一般的棕色斑点"。一连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市的街灯昼夜不灭。人们都戴着防尘面罩，而且祸不单行，气温到了108度以后好像就再也不会下降了。 洛雷纳·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现场调查情况，从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寄出报告如下： 我们大约早上8时30分动身，打算开车到本县北部去访问几家农户。还没走上十英里，就不得不折回了。情况越来越坏。车前一英尺远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确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有点像在雾里开车，只是更糟，因为风好像要把车子从路上吹跑似的。我们仿佛是被卷到了一团黑漆漆的云堆里，要把我们抛到地球之外去。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来说，那次干旱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它减少了多得成灾的库存小麦。但是对受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这却是一场特大灾难。"而农业部又无意中加重了人祸。按照农业调整局缩小耕地面积的计划，富裕的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雇工。被撵走的佃农乘着1925年的"道奇"牌、1927年的"拉萨尔"牌和1923年的T型"福特"牌破汽车到处流浪，寻求一块良田。一些小农场主也加入了佃农的队伍，他们所插的"农场出让"的牌子，是"尘土坑"居民大迁徙的开始的标志。埃里克·塞瓦赖德的父亲的麦田被旱灾毁了，他老本也吃光了，只好远走他乡。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居民由四万人一下子减到一千以下。最突出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荒灾民"俄克佬"，他们在五年以后就要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叫人无法忘记的人物。斯坦贝克这时就要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只狗(这是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正好看到那些逃荒的灾民，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他们的目的地。加利福尼亚这个天府之国在向他们招手。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情况就会好了!那里四季如春，到处都是水果，人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有四面围着柑橘树的白色小房子。"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只会给乔德一家人带来辛苦贫困的生活，那是摘果工人逃不脱的厄运。与此同时，逃荒的俄克佬却毁了厄普顿·辛克莱本来大有希望的州长竞选。 那些住在柑橘树丛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看见这批风尘仆仆的贫苦农户蜂拥而来，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用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似乎会带来一批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棍的乌合之众闹一场社会革命的威胁--一场由个隐居僧彼得隐居僧彼得是1096年领导法国农民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僧侣。--译者一样的人物领导的翻天覆地的可怕大动乱，最后必然是把一切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赶出本州。"而把辛克莱表现为隐居僧彼得式的人物的，正是电影界巨头路易斯·B·迈耶。这样就播下了操纵宣传工具的种子，在30年后产生恶果。 辛克莱地位软弱，容易受到攻击。加利福尼亚州以怪人多而著称，而这位54岁的作家又是其中最古怪的一个。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印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为州长怎样消灭贫穷：未来情况的真实描绘》。他建议在全州都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大家在一个宽翅蜜蜂的社徽和"我生产，我保卫"的口号下劳动。罗斯福喜欢辛克莱；赞成这位作家的政纲的人有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西·坎菲尔德·菲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厄恩斯特、克拉伦斯·达罗，而且奇怪得很，还有密执安州王家橡树市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但是诺曼·托马斯说这个政纲"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来都是荒谬的"。洛杉矶那个唱过时老调的福音会女修士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还把辛克莱叫做"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这时也声明与他断绝关系了。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表示赞成"汤森计划"，这是1934年1月1日在长滩市提出的，主张凡是60岁以上的人，政府每人每月给生活费200元。这样一来，马上有一队队白发苍苍的加利福尼亚人上街游行，支持共和党。他们高唱： 汤森的队伍向前方， 雄赳赳好比上战场， 汤森的大旗 在前头飘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消灭加利福尼亚的贫穷"，简称EPIC，可是反对派利用这个简称把它的意思歪曲为"加利福尼亚的空许愿"。《时代周刊》说，洛杉矶市三家大报"干脆只字不提'消灭贫穷'和提出这个口号的人的新闻"。米高梅电影公司硬要职工们参加反辛克莱运动，有些明星虽然反抗(其中有贾克奈和琪恩·哈罗)，但是大多数人不仅跟着走，而且乖乖地让别人利用自己的演技来伪造新闻纪录片。迈耶是该州共和党主席，他雇请洛德和托马斯广告公司帮忙，让米高梅公司摄影棚供这家广告公司使用。他们雇用大批临时演员扮成流氓和妓女的模样，一窝蜂地从铁路货车跳下来。米高梅的摄影师一边把镜头拍下，讲解员一边说，观众现在看到的，是大批俄克佬蜂拥而来的实况。有一个老年女演员打扮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声称绝不能投辛克莱的票，因为他主张男女乱交。同时又有一些老年男演员戴着假胡子，打着舞台腔，大叫要支持辛克莱("他那一套在俄国搞得很好，为什么在这里不能搞?")。10月间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得胜，但是米高梅的攻势无法招架。选举结果，共和党人以25万票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辛克莱竞选失败，只好回到打字机旁另写一本新书，名为《我竞选州长怎样被击败》。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对这场竞选运动感兴趣而加以观察的人中有杰里·沃勒斯，他当时支持辛克莱，后来被选进国会；还有惠蒂尔学院1934年毕业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后来夺去了沃勒斯在国会的席位。--译者 并非所有左派都被击败了。在华盛顿州，激进派集结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旗帜之下("消灭华盛顿州的贫穷")，选出了一位参议员和州议会的半数议员，还选出了年轻的沃伦·马格纳森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在威斯康星州也旗开得胜，分别当选为参议员和州长；威斯康星州在众议院有十个议席，他们的支持者还占了七席。身材魁伟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向记者们不客气地说："一点没错，我是个激进派。你们不妨说，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喜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干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像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自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边。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作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30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2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粉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清目秀，面型好像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蓬松，像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几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12街35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掌握了大权， USA变成USS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100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现在一年已过，他们回顾一下，觉得不太喜欢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根据《马太福音》第21节第12段所说的一句话："在我们这文明世界的圣殿里，银钱兑换商已经离开他们的宝座逃跑了。"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艾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号的一篇社论里，他嘲笑在实施新政后各种机构的简称泛滥。他说："看来好像是有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在玩字母猜谜的游戏。"他接着又说："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别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的计划有危害性呢?答案很简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负责官员，在年关将届，市府财政困难，等待救济的时候，当然不会开枪打死那雪中送炭的圣诞老人的。" "他们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冷地说，"圣诞老人真的要有一件防弹背心才行。"罗斯福本人也写信给一位大使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的狙击开始了。带头开枪的是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的人，你我两人可以管他们叫做梅隆-米尔斯集团。"国会同意了增加1934年的救济拨款，但是到了双方激烈争辩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问题的时候，狙击手就更多了。6月8日，总统由于顾虑很多，只好把实行社会保险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搁下，想等到冬季再提出。可是搁下这个议案也没用，休战是办不到的。两个月后，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市开会，正式宣战。罗斯福给驻苏大使威廉·C·布利特写信说："所有大炮都开始轰击了。他们那个组织，已有人叫做'忍无可忍同志会'。" 有时罗斯福确是叫他们忍无可忍。有一回，银行家们在芝加哥市开会，经过整顿后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在会上讲话，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指出他们过去自己搞的那一套已经失败了，他叫他们别忘了在座的有一半是倒闭过的银行的负责人。他要求他们"这回要放聪明些"，"要跟政府搭伙"。罗斯福跟华尔街决裂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发生在1934年10月24日那一天，当时美国银行协会有四千会员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集会，请罗斯福到场讲话。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的开会辞倒确实是充满阿谀奉承的话的。他告诉总统，金融界都抱着"认错和谅解的态度"。他并且真的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政大力"挽救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罗斯福的答辞不幸又是他常常发挥的那一套恩迪科特·皮博迪思想。他要求全国一切经济力量，包括工商界、银行界、劳方、资方和政府，大家结成联盟。他得意扬扬地说："这么一来，这就会是一支顶呱呱的全美联队!"他好像不知道不久以前"铁裤汉"约翰逊就是由于组织这么一支全美联队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听众鼓掌如仪，但是银行家们觉得雷诺兹当面认错，未免太过了。后来回到饭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因为在雷诺兹讲话之前，白宫就坚持要审查他的发言稿，其中有些挖苦的题外话都给删去了，例如他回想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罗斯福当时是他的学生，功课并不太好等等。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福对工商界的攻击，在1934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激烈，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罗斯福在有一次表演得很精彩的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同时，他又赞扬"个人主动性有推动力量，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激作用"。共和党人再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手是无法招架的，于是他们在发表演说时有时措辞就不那么斯文了。威斯康星州有一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咬牙切齿地说罗斯福是"一个没有拐杖便站不起来的人"。罗斯福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手法会自食其果，所以相信民主党竞选会得到胜利，不过连他都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11月7日早晨，全国一觉醒来时发现执政党比反对党在国会里优势突增，在众议院比反对党多229席，在参议院多44席。在各州中，共和党仅仅保留了七个州长职位。新当选的那13位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其中有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 罗斯福在选举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全国复兴总署规定价格的做法认为欠妥。约翰逊接着就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开会，流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引述了蝴蝶夫人剖腹自杀之前所说的话。接任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老"铁裤汉"走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反正到1935年6月，《全国复兴法》就期满失效，而且在它还没有体面地寿终正寝以前，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它违反宪法了。法院这样判决只有一点不妙，就是新政的其他法令也会受到影响。取消了蓝鹰徽，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叫人舒了一口气(惟一保留下来的办法是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但是到这个时候，《全国复兴法》已经由1935年第二个100天(实际上是177天)的新法案所代替了。 选举结果只能说明是人民授权政府大胆干，所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100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1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住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财富》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对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200万元，发了25万份电报、500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3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处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嘴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100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轻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叠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做小约翰·B·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共和党人硬说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征税再征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70年代的角度看来，罗斯福当时对黑人那么有号召力，可能令人费解。因为黑人不得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农业调整管理局实行了减少农产品的政策，弄得黑人在许多农场里待不下去。在南方各州执行新政计划的南方民主党人又使他们遭到形式与前不同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管理局一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定下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温泉火车站，"有色人种"另有指定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房。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新政派并不热心。1934年路易斯·豪就把一份这样的法案束之高阁，他的批语是："目前不宜提出，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罗斯福占了便宜，主要是与胡佛相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就称胡佛是"白宫的纯白种主人"(胡佛在总统府居住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跟两个黑人门房说过话)。共和党人依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可是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黑人要逃脱的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仗义执言，起了不少作用：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饭厅里实行的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参加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兴办署是招雇黑人的，实行社会保险也无黑人白人之分。霍华德大学得到一笔300万元的政府补助，救济事业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有30万成年黑人靠新政的推广教育紧急计划学会读书识字。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先前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也得不到呢。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反对他的集团。在第二个100天将满的时候，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同盟、汤森派、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给人乱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追随者、休伊·朗格的"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格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理·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要花的钱多半是自由同盟出的。他们的群众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后来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在50年代初期支持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后来任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席。--译者，在60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反动政客，多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在70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副总统，因偷税漏税被迫辞职。--译者。 在新政第二个100天期间，反罗派取得了两次胜利，都是利用正在得势的孤立主义取得的。虽然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不愿手脚受到约束，可是反对派在国会拼命活动，结果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规定总统要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准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出事由自己负责。这个法令立即应用于埃塞俄比亚战争那时埃塞俄比亚被意大利侵略，但是不能从美国买军火。--译者。第二件事是驳回了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要求美国遵守世界法庭判决的请求。在参议院里，朗格取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也跟赫斯特报系以及库格林神父一起参加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大言不惭地说，国会拒绝支持世界法庭是他个人的胜利，鉴于那时估计他的听众大约有4500万人之多，他这话无人争议。 库格林神父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以操纵宣传工具的本领而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利用了当时人们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好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想望寻求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假如这位神父生在30年后，他一定会成为电视讲话节目里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或是麦迪逊大道某一家广告行的财务主任这所谓"财务主任"并不是管账的，而是拉生意的，略等于"宣传科长"。--译者，因为他是天生的商品推销员，几乎什么东西，他都能推销出去。可惜他所要推销的偏偏是仇恨。 库格林神父当时45岁，是一个身材高大、油腔滑调、修饰整洁、目戴眼镜、声如风琴的加拿大人。1926年，底特律市首次听到他那悦耳的嗓音。那时三K党放火烧掉他那坐落在底特律市郊王家橡树的教堂(后来他对三K党倒很客气)。当地的WJR电台经理在震惊之下建议神父在电台上连续讲道，请听众捐款另建新教堂。到1930年底，库格林已搞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电台同时广播他的节目，叫做"小花朵的黄金时刻"，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7时在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各地的广大听众不仅能听到这位广播神父的华丽辞藻和高谈阔论，而且只要捐一点钱，还可以得到一件神圣纪念品。钱一寄出，就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印有"小花朵广播联谊会"字样，附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随函奉上耶稣受难铸像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已经说过，这个纪念品跟真十字架接触过……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信通知。 库格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三个月之后，平均每周就收到8万封来信，附寄2万元以上的捐款。如果哪一次广播特别受欢迎，来信甚至超过100万封，要用150个办事员点钞票，叠零钱。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那被毁的教堂早已重建起来(雇用的是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教堂高达七层，顶部是一个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在王家橡树全区都能望见。到了晚上，好些辉煌夺目的聚光灯照射在塔面那个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雕像底下只刻着一个词："慈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不过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慈爱耶稣受难塔使底特律市许多居民想起一个贮藏青饲料的筒仓。"它就把设计师叫做"筒仓查理"。库格林恶狠狠地回答说："《时代周刊》把基督受难纪念堂竟说成了'饲料筒仓'，这是间接地侮辱了基督，饶恕不得。照《时代周刊》的说法，我们这些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那里得到精神粮食的旧教徒和新教徒岂非都是些牲畜，只要吃饱了青饲料就十分满足了吗?《时代周刊》登出了这样十分下流的文章，有渎神明。" 从慈爱受难塔的边上望出去，面容痛苦的耶稣看到的景象真是无奇不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挂的大招牌叫"圣殿超级服务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夹肠面包摊"。教堂里还有其他小贩叫卖别的货品：印上筒仓查理照相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祝福"的耶稣受难铸像、《圣经》、反犹小册子、布鲁克林区的《圣训报》，在1934年以后还有一堆堆的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这个杂志在最畅销时曾在美国两千个教堂同时出售)。前来瞻仰的人都要保持肃静--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不是的，这是因为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上，那位广播神父正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掌抚摸着一只丹麦种大狗，煞费心思地写他那每周一篇的布道稿。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参观者全都懂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于他容易引起争论而不肯再广播他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搞了个广播网，有六十多个电台，经费全由忠实信徒捐赠。他的信徒之多，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空前的。《财富》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吸引的听众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曼珠博士》和埃德·温还多。他每周都收到大量的银币，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投机商。在星期天广播节目里，他把白银叫做"基督教徒的金属"。他接受拜谒，俨如教皇；有时他还赏脸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在尽力斡旋，看库格林和总统是否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俩没有意见相同之处。库格林神父起初支持过罗斯福。他在1932年提出的口号是："要不选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迟至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希波德罗姆剧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新政的政纲就是基督的政纲。"提出这个保证未免太轻率了。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事吧：他现在拥有50万盎司的白银，可是总统对白银集团并不打算采取通融的态度。财政部长向报界宣布了白银投机商的名单，其中库格林的私人秘书名列首位，这使这位广播神父觉得十分丢脸。这个难关他本来有办法渡过，因为继伍丁之后当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可以把新部长说成是"基督教徒的金属"的天生敌人。但是他若不制造新的惊人事件，广播的听众就会减少，所以这位广播神父只好走极端。这样一来，当然不能不与在政治上据中心地位的总统为敌。 库格林的力量越增长，这种敌意就越加甚。他所组织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750万盟员，那些好斗分子还组成了不少打手队(《社会正义》杂志所谓"小队")，每队25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们最爱使用的肇事方法是，碰到已知是犹太人或看来像是犹太人的就向他兜售这本杂志，对方如不肯买，就突然动手揍他。在时报广场的内迪克橙汁分销站前面，他们已多次使用这个方法，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血统的警察是崇拜这位广播神父的。与此同时，库格林又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纷。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指出，库格林要用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库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还声称十一世教皇也支持他。不错，教皇说过，"圣教的每一个教士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报》特别指出，教皇所说的社会正义并不是王家橡树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种社会正义。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内尔还指摘库格林"向穷人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这时这位广播神父由于势力很大，态度已经开始狂妄起来。他对教会里的上级人物说，他那个杂志是私人办的，他们无权过问。现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头。拉瓜迪亚批评希特勒，圣殿教堂就发给他"恶意奖"，说是"故意引起国际的不和"。谁要是自由派，他就说这人是共产党。他对信徒们说，美国各工会都是由莫斯科背后操纵的。忠实教徒必须"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买基督教徒之所买的东西"，并且提防全世界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说我煽动人家，那就那样说吧。我就是要煽动。可是可以肯定，我们要战斗下去，而且要战胜。" 1935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谎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个天主教徒，又是欧洲铁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这话连他听了也觉得太过分了。佩格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联邦政府调查颠覆活动的人员对待库格林，早就应该采取对待厄尔·白劳德的办法，不应该畏首畏尾，"生怕他会叫嚷要发动一场什么圣战"。 可是迪林夫人并不觉得这话太过分，在这位夫人所列的有势力的共产党人名单中，竟有博拉参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这话也没有使詹姆斯·特鲁不高兴，这位先生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号)的发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圆的棍子，分大小两种，小的供妇女使用。这话也没有使街头鼓吹纳粹主义的乔·麦克威廉斯或极右派知识分子劳伦斯·丹尼斯不高兴。最耐人寻味的是赫斯特报系，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的人既然有好几千万，有的受了影响，闹起事来，是不足为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多于"世界大战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他们这个纪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宪法上的保证早已被取消了。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的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惟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21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要是不跟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做了一番幕后交易，朗格是决不能当选为州长的。他有空子就钻，但是他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30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美国诗人朗费罗把这个传说写成了长诗。故事是这样的：伊万杰琳是法国女子，将与铁匠的儿子加布里埃尔结婚。他们原住加拿大，因为英法战争，英国把加拿大的法裔居民送往路易斯安那州，二人因此失散。伊万杰琳到处找加布里埃尔，最后在费城遇见他。那时他已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不久就死了，伊万杰琳因为伤心过度，也随之死去。--译者。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甚至名字叫得对不对也有问题，也许原名是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是英国传说中的仙女。--译者。这样恣意讽刺，是不可饶恕的。1928年秋季，朗格才35岁，他参加竞选州长，在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穷汉和老乡面前进行还击。他站在马丁维尔市棉花包上，在闪烁的火把底下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一篇最动人的演说： 就是在这里，伊万杰琳等待她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归来，可是他始终没有来到。朗费罗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棵橡树的所在地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胜地。但是在这里白等的还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开办，好让孩子们念书，这些学校现在在哪里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这些公路在哪里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里呢?伊万杰琳在失望中流下了不少伤心的眼泪，但是她只不过哭了一辈子。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哭了好几代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在这里哭泣的人把眼泪擦干吧。 他一当选州长，就打破了这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新定的营业税开征了，欠债的按政府规定可以延期偿还，贫民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发给学生，学童由学校派车接送。在三年之内，他就为本州修筑了2500英里柏油路、6000英里碎石路，建造了12座桥梁；特种财产税这是为修筑下水道等等有利于业主的工程征收的。--译者减低了20%；在新办的夜校里，有17.5万成年文盲学习读书写字。在美国南方，他是惟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有一次，三K党的头子威胁说要来本州开展反朗格运动。朗格对记者说："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话：不准那个帝国杂种三K党1867年选出N·B·福雷斯特将军为领导人，号称"帝国法师"，下面有"巨龙"、"巨神"、"巨人"等等大小头目，名称极其古怪。--译者走进来半步。我说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出口伤人，而是说清楚他的出身。" 他靠"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不过王冠还是有人戴的，这人就是朗格。《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所讲的是一个秘密团体，叫做海中神秘骑士，首领叫做王鱼，朗格就以王鱼自称。霍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季，朗格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了。"像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格的人，白天黑夜身边都要带一支手枪。有些人挨打了，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投进了监牢。在朗格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那个女秘书的丈夫威胁说要控告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朗格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本州上空兜来兜去，等到投票完毕才准他降落。所有法官，包括本州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在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警察，不论是州辖的还是市辖的，都直接听他指挥。一切教员、税务人员、州政府人员、各银行里的人，甚至州长也不例外，都惟他之命是听。最后，那由他掌握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取消了。是谁当选，应当担任什么职务，都由朗格决定，不是由选民。新奥尔良市民表示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俨如古代罗马的恺撒大帝。他说，他跟反对派讲过道理，"但是那个办法行不通，所以我现在使用炸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把他们炸掉"。 1935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22分钟内高呼赞成，一口气通过了44项议案。这时议会里还有几个老实人，其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看见月亮上有什么血迹传说在恺撒遇刺前夕，月亮上有血迹。--译者。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议事大厅的光洁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如果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那骑着白马的死神一块走。这是《圣经·启示录》里的故事。--译者"因为大家轰他，他只好住嘴。就是有人要流血，也不会是朗格，因为他周围都是带着左轮和轻机枪的卫士。他那些忠实党徒们还说，不久就有联邦特工人员来保护朗格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敌也很清楚，朗格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朗格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全国议论最多的政客。他显然准备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还打算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的乔·鲁滨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踢出去。他那种令人厌恶的粗野作风，成了各大城市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男厕所，看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那里小便，便叫他"站开让给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那个青年不肯让，向来不守规矩的朗格就从后面撒尿，想打青年人两腿当中射过去。尿射不准，青年一拳打肿了他的眼，他只好离开宴会。这不过是一出低级喜剧，但是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下面这些话时就没有人敢笑了。他说："伙计，不要多久，就有一群暴民拥集到这里，把参议员们一个个吊死。我得考虑考虑，是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让人家吊死呢，还是出去当他们的领袖。" 总统写信给驻意大利大使说：美国人"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库格林流感。全国人人都浑身发疼"。这也包括罗斯福本人。同那位广播神父一样，朗格在1932年也支持过罗斯福。(不过王鱼可以当之无愧地这么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罗斯福当时是得不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库格林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可是现在他对整个新政感到生气。他的所得税申报书受到了审查，法利在处理联邦拨款方面不肯照顾他，工程兴办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营私舞弊，又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是朗格最不满之处是他自己没有当上总统。他觉得总统应该由他来做才对。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他在书中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有人问他，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格竞选总统的运动，他说："一定会。而且我想我们会囊括全国的选票。"国会中只有几个人不怕他，其中之一是哈里·S·杜鲁门。新当选的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这个初出茅庐的密苏里人担任这项工作时，朗格发表了一篇十分凶恶的演说，讲完之后，他问杜鲁门有什么看法。杜鲁门尖锐地回答道："我不得不听你的发言，因为我是会议主席，不能退出会场。"但是在新政将满两年时，像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朗格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手"。罗斯福没有办法，只好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帮忙，此人是南方叫得最响的种族主义者。比尔博把"疯子朗格"大骂了一顿，但是结果是自己的选民纷纷来信抗议。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人事安排时，提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洪水猛兽。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的议事记录记载了这些话： 总统：凡是为朗格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 加纳副总统：不论是谁，全都这样! 总统：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机构，谁为朗格工作，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 赫尔国务卿：纠正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什么时候要具体指示，就什么时候给你们。 可是这样也没有多大用处。正如霍丁·卡特后来所说："我们这边惟一有利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给点好处。从争取选票的意义上来说，这主要是由工程兴办署把成千上万的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格的组织。可是这也不起多大作用。那些失业的穷鬼们对招工是欢迎不暇的，可是投起票来却不照兴办署的意思，即使选举是规规矩矩进行的，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当选。" 3月5日是罗斯福就职两周年，那时政府正式承认，美国除主观上的畏惧心理外还真有可怕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在是纽约州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他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攻击"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王鱼和广播神父在广播中予以还击。约翰逊再度开炮，他说："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话和库格林神父的话并列起来，哪句话是谁说的，谁也分不出。包括反犹宣传在内。"新政派大炮这时一齐轰了起来。哈罗德·伊克斯答应记者引用他下面这些话："朗格参议员的毛病是，他的脑子烂得发了臭。我说这话，是假定这个朗格皇帝还有个脑子。" 其实，朗格的脑子比这个老吝啬鬼还要好。他用跟伊克斯同样长的广播时间，向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私人财产不得超过500万元。任何人每年收入不得多于180万元，也不应少于2000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补偿金，廉价食品由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农产品拨付。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免费上学。每个家庭应得到6000元房屋津贴，还要给一架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部洗衣机。朗格的"分享财富同志会"(不收会费)会员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外进行了一次出击，选出了阿肯色州的海蒂·W·卡拉韦夫人填补她亡夫在参议院的空缺。这时全国各地的贫民窟中都听到了朗格那支万人传诵的歌：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你尽可以做到家财百万， 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财产。 有足够的财富供大家分享。 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 不论是冬天还是春天， 太平日子永远过不完。 左邻右里互相帮忙，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朗格向《朗格真传》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共和两党，自己当四任"我国的独裁者"。1935年由春至夏，他的号召力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十分惊人。《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对他进行反击是犯了错误，因为一反击，"倒使朗格这个小丑变成了政治上的真正威胁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朗格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能从罗斯福手里夺去四百万张票，有足够的举足轻重的州支持他，使1936年的选举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按美国宪法，总统候选人中如无人得过半数票，众议院应在得票最多的五个候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译者。吉姆·法利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14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像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8月下旬，国会快要休会，但是朗格仍在参议院大厅里上蹿下跳，嘲弄"富兰克林亲王"、"玉米爵爷"华莱士、"坐牛"约翰逊、"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是朗格同他那留在巴吞鲁日市的泼辣太太都有好多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支枪、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催促手下的议员们通过一些法案，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准备射出那一发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朗格有过争执。为了报复，朗格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排挤出去，还散布流言，说法官的血统可疑。下午9时20分，朗格趾高气扬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走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格的卫士立即还击，韦斯身中61弹，但是他们的领袖已经受了致命伤了。他在昏迷以前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别人也不明白，以后两天一直议论纷纷。在那两天里，他的遗体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上白领带，停放在大厅里让人瞻仰。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三英亩地，在议会前面的草坪上，大约有25万人来参加领袖的葬礼。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词时大声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鼙鼓之上。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曲。"接着史密斯又说，谋杀是由于报界和参议员比尔博的煽动。比尔博回敬史密斯，说他是"卑鄙龌龊、怯懦恶毒、居心不良、该入地狱的撒谎者"。可是还是人言啧啧。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三十多年以后，史密斯对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朗格，但是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格会叫总统高兴。"在消息传来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夫·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吓了一跳。没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觉得有人这样惨死是件乐事。但是从长远看来，朗格从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无疑给罗斯福去掉了个绝大威胁。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付从右边来的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是决心把朗格那支交响乐奏完的。葬礼过后九个月，广播神父就向他的广大听众（他那些联播电台已增至35个）宣布：一个叫做联盟党的新党已经成立了。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在会上，库格林把神父的硬领扯下，跟史密斯和汤森手挽手，全场听众不禁起立欢呼。如果听众的本意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库格林的长篇演说痛诋罗斯福。他每说完一句诬蔑总统的话，听众就狂热地喝彩。演说的高潮运用了最富戏剧性的煽动群众的手法：库格林的洪亮的声音忽然哑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离开讲台，一下子倒在卫士的怀抱里，成千上万的听众不禁失惊大叫。他在电台广播时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广播电台上的人物了，也不仅仅是个神父了；多年以来，他讲的东西与讲道已丝毫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 1935年春季，总统那些最亲近的顾问们得出了结论，认为总统对社会大众所起的教育作用减少了。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总统，总统却说："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大标题里看到同一个人的名字，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是要感到厌倦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长时间地听到最高音不断重复，个人心理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在这方面，群众的智慧也许比表面看来要深刻。除了政治以外历史还有其他的内容。在前十年的无关紧要的小事中可能潜伏着后十年的社会风气，只不过需要适当的培养，经济情况也要有所变化。不过并不是一切小事都是这样的。1935年5月，全国来了一阵子写连锁信一个人把一封信分寄许多人，这些人又复写分寄别人，并请他们照样复写分寄，这叫做连锁信，本身并无意义。--译者的狂热，你要在其中寻找什么重要意义那就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在恩里科·弗尔米意大利核子物理学家(1905～1954年)，1938年后住在美国，1945年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译者那个设备简陋的罗马市小实验室里所引起的激动，现在回顾起来，倒是个对其意义认识不足的例子。从弗尔米的妻子劳拉所写的有趣的记述可以看出，弗尔米和他的学生们那样用中子一个又一个地轰击各种原子，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最早一批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搞出来的也是一种连锁反应。 介乎无足轻重的小事和令人咋舌的大事之间，还有许多新奇的事，使1935年成为技术发展上的分水岭，有的比同年国会中的激烈辩论还令人经久难忘。例如，星期日的听众听厌了库格林神父的广播，把收音机指针拨一下，也许会听到20岁的奥森·韦尔斯在另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个叫做"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兰斯顿： 马戈特：啊，拉蒙特，看呀!那个茶房往厨房走去，不用推门，门就自己开了! 影子(不在意地说)：对啊。那是用光电射线把门打开的。 马戈特：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马戈特。那地板上有铬制的东西，看见吗?那些东西顶上藏着灯泡，看见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束。人走近门，身体就挡住了射线。光束一断，门就自动打开了。 马戈特：妙极了! 在1935年，这确实是巧妙的，可是这只不过是电子工业最早的雏形。到了后来，电子设备就不仅仅代替了看门的，而且代替了好多别的人，例如开电梯的，在滚木球戏场上捡木柱的，在邮局里分信的，在商店里开账单的，给染织品配色的，给流动的东西点数的，在监牢门口守卫的，在保险公司里计算保险费的，管账的，分派刊物的，以及做成千种熟练和非熟练性的工作的人。一句话，自动化已经开始了。 通讯革命也开始了。由于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谓"天下一村"的出现麦克鲁汉(1911～1980年)是加拿大作家。他说，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电子通讯工具发达，人们彼此联系容易，全世界的人互相了解，好像同住在一个村子里边一样。--编者，个人的清静给扰乱了，书面的文字被取代了。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那是为杨格和鲁比肯广告公司举办的。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拜奥尔都办了"对外联络"机构。1935年，由米丽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贝基·夏普》开始在商业区一些电影院里放映，这是第一部跟一般正片一样长的彩色片，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没有放映彩色片的设备。除彩色电影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古格里尔摩·马可尼发现，可以把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扭弯"，这种微波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用于雷达，接着又用于电视广播。美联社在1935年开办了照片有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意--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市就集中了两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样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像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像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30年代新音乐--摇滚舞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40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滚舞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25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滚舞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滚舞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30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滚舞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滚舞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滚舞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滚舞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滚舞音乐，这是在卡内基礼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滚舞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像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30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像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8500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看电影，每年平均要花25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1.7万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检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并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艮第酒"，观众大为兴奋，好像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回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用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实的东西，观众最普遍。美国人不分老少，不分信仰，都爱看《叛舰喋血记》、《马卡小姑娘》、《正月船长》、巴斯比·伯克利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惊险片。1935年，这些影片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彩票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1945年的电影对他们的性格影响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30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900个广播电台，其中700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30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儿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节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2800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像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著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拨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像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需要观众想像，又由于想像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21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彩，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偶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她根本不抽烟。商品联想是"难兄难弟琼斯和哈瑞"这两个滑稽演员首创的；你听到他们的笑话发笑时也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想起"库"牌漱口香水，听到伯尔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想起蔡斯和桑伯恩公司的咖啡，听到"流行乐曲选播"后面的一段讨厌的烟草拍卖人的调调就想起"幸运"牌香烟。坚持要加上这一段拍卖商的话的是希尔。有一次，为了说明这样做有效果，他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光可鉴人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边用丝手绢把痰抹掉，一边说，这样做叫人恶心，可是正是因为它叫人恶心，所以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希尔的另一个新花样是提出LS/MFT("幸运"牌香烟呱呱叫)这个口号。广播员三番五次地说："'幸运'牌香烟呱呱叫，是的，'幸运'牌香烟呱呱叫!"弄得听众十分讨厌，简直要发疯。1946年9月13日，全国听众听到本地电台的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途插进一条急电说："女士们，先生们，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是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他们大概都感到高兴，不会忘记。 "就是抽一车，也不咳一声"("老金"牌香烟)，"不信问车主"("派克"牌汽车)，"起初小声，后来大声"("大钟"牌闹钟)，"污渍不留，不用发愁"(费尔斯石脑油肥皂)，"抽枝'幸运'，赛过吃糖"如此等等的广告，人们认为不过是有点讨厌而已。用乔治·E·默利的话来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将要"把大企业同广大群众连在一起，相依共存，息息相关"。可是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即使提出，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假如当时有人说，下一代的大学生会反对一切面向消费者，也瞧不起过于为生活保障操心，人们一定会困惑不解。代替人工的机械才刚刚开始大量生产，节约劳力的新玩意儿决不会嫌它过多。至于生活保障，那是大萧条时期求之不得的东西，谁都嫌不够。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社会保险很有限(1935年的法案只管工人本人，不管家属)，到底行得通行不通，要经过1936年的大选才看出分晓。在美国人心目中，大选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次大选无异是对新政举行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