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展望》试读：我族中心主义

这里所说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题材之一。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一般民族或文化单位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当其继续发挥功能时，总是有意无意持爱护的态度。笼统地说，如果一个国度就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这个文化单位就是这个国度，那末一国的国人之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从文化的观点来说，这个人是其国文化对他涵化之产品。所以，就这一意义来说，任一文化的文化分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但是，从这一基础上出发，碰到不同的--顺利的或不顺利的--情境，我族中心主义有不同的发展：一种发展是良性的；另一种发展是恶性的。良性的我族中心主义是肯定并且爱护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是同时也欣赏并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这些东西。恶性的我族中心主义首先未自觉地肯定有些绝对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就是存在于我族中的，并且真是优于一切文化者，因此对别的文化特征都看不顺眼，而有意无意存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 同是我族中心主义，又有程度强弱之分。我族中心主义的强度与文化之濡化成反比。因此，愈是通都大邑或交通辐辏之地，我族中心主义愈淡薄。反之，愈是闭塞之地，我族中心主义的色彩愈浓厚。依此，在文前社会里，我族中心主义成为伦范规律或价值观念的根源。在文前社会中，本乡人如果违犯了该一社会视为神圣的规律，那末将会受到种种严重的处罚；异乡人如果违犯了这些规律，那末将会遭受极端的厌恶和反击。之所以如此，是因在这种社会的分子之间有意无意流行一种观念，即是把己群的意索（ethos）视为一切价值的中心，而且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较重要，一切他人的行为必须以之为标准来评价。例如，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常为中国文人所称道。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社会文化在基本上的意索是重感情，而厌读”枯燥的文章“。其实，说理的文章而又不枯燥，是易蹈歪曲之险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表示文前社会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是不可取的。在事实上，文前社会有许多令人愉快的地方。在许多情形之下，所谓”野蛮人“并不比”文明人“更野蛮。时至今日，”文明人“之间的欺哄、诈骗、残害、压榨、利用、威胁，一点也不比”野蛮人“更文明。所谓的”野蛮人“，在他们自己的社群里面往往并不太野蛮。他们爱用”咱们“这个观念来思想。对于亲近的人，他们较少用惩罚来治罪。同一件事，外人犯了可能惩罚，自己人犯了则常宽免。所以，在这种人里非人身的法治很难建立起来。他们的”野蛮“之发挥，多向着社群以外的人。他们对于社群以外的人缺少怜悯，并且轻视外方人。他们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俘虏、屠戮、火烧，或用毒箭射杀，都不是稀奇事。纳粹党人之大规模地消灭犹太人则是耸人听闻的现代活报。在许多语言中，”人“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而”那些人“意即”敌人“。这些字眼，并不是单纯地用来指谓人身或团体，而是带有强烈感情作用的价值判断并且暗示一严格不可逾越的彼此之分。这种念头又是建立在狭隘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之上。维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所记述的实例颇饶兴味； 像别种利他情绪一样，爱国之情往往使人过分高估他所感触到的事物之品质；而一个人爱他自己的国邦之情则较此尤甚。一个人爱他自己的国邦之情，和爱他自己之情，几乎不可分地搀合在一块。一般典型的爱国者具有一种强烈意志来相信他的国邦是世上最好的。像今日许多人所想的一样，如果这种硬是把一件事固执地信以为真的意志是真正爱国心的特征，那末野蛮民族和任何人一样是好的爱国者。当野蛮人和白种人打交道时，他们常常特别对于白种人那股优越自大的气氛感到惊奇。照他们自己看来，他们远比白种人优越。照爱斯基摩人的信仰，第一个人虽然是上天所造，但造得不成功，终于抛到一边去了。这个被抛到一边的人叫做苦农纳（kobluna）。苦农纳的意思就是”白种人“。但是，上天第二次造的人成功了。上天第二次造的人是一个完人。这个完人叫做英绿（ in-nu）。英绿是爱斯基摩人自称之名。澳洲的土著，当着有人叫他工作时，往往回答说：“白人在工作，不是黑人工作。黑人是绅士。”奇帕瓦斯人（ Chipewas）在做错了任何事时就说：“像白种人一样笨。”当一个南太平洋岛民看见一个极其愚笨的人时，他便说：“你多么蠢，也许你是一个英国佬。”威廉士先生（Mr.Williams）告诉我们，有一个费基岛人（ Fijian）到过美国。他的首领问他白人的国是否比费基岛（ Fiji）好些，而且如果是好些的话，好在哪些方面。在他开口尚未说太多的真话时，一个人就喊道“他是一个饶舌的家伙”，另一个人喊“他是一个老脸皮的人”，又有人说“宰掉他”。柯瑞克斯人（Koriaks）则比较善于辩论。当他们听到别国的人说别国怎样怎样好时，他们为要证明这些话是谎言，便对这位异乡客说：“如果你在家乡有那末多好处，那末为什么费这么多的事来到我们这里？”可是，柯瑞克斯人又被他们的邻人楚克齐（ Chukchi）看不起。楚克齐人管居住在附近的人叫做老妇人。老妇人只会喂鸡养鸭，此外别无用处，因此只配做他们的仆人。艾奴人（ Ainu）瞧不起日本人。日本人也瞧不起艾奴人。他们都相信“他们自己的血统及后代比世界上一切别的民族都优秀”。甚至锡兰地方倒霉的维达人（ Veddah）也把自己看得很高，而看不起他的文明邻人。正像文明人一样，野蛮人把一切美德都归于他们自己。……莫顿桑的爱斯基摩人（Eskimo of Norton Sound）自命为优皮客（yupik），意即优秀和完美的民族。可是他们却管印第安人叫做英加里克（ inkilik），这个名字是从“跳蚤蛋”一词转出的。当格陵兰人看见一个外国人谦和而且彬彬有礼时，他往往说“那个人几乎和咱们一样的教养好”，或者说“他开始像个人样子了”，这也就是说，他像个格陵兰人了。野蛮人把他们自己的人当人，把他们视作一切其他民族的根源，并且是占据大地的中央。霍顿图人（ Hottentots）喜欢将他们自己叫做“人上人”。美国赫德逊湾（ Hudson Bay）乌格瓦区（ Ungava Bay）的印第安人自称为尼尼奈（ nenenot）。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真正的或理想的红色人种。伊利诺州印第安人的语言里“伊利诺（ illinois）”意即“人” --好像他们将所有其他的印第安人都看做野兽似的。海第（ Hayti）岛上的番人相信他们的岛是天下第一的岛，日月是从岛上的一个岩洞里出来的，而人是从另一个岩洞里出来的。照蔻尔先生（ Mr. Curr）说，每个澳洲部落的人都把他们的家乡看做大地的中心。而且他们大都认为这个中心在任何方向的面积都只有几百英里。 一个费基岛人开口尚未说太多的真话报告他在美国所见所闻的事实时，就被同乡嚷着要“宰掉他”，可见“是什么就说什么”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原因之一是岛民传统地认为他们的岛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不愿意听说世界上有更好的地方来打破了他们心中的完美图像。“月是故乡圆”。善辩的柯瑞克斯人当听到别国的人说别国怎样怎样好时，便反问人家说，既然你们的地方那末好，为什么还要往我们这里跑。现在你们往我们这里跑，足证你们那里不好。在这一论证中柯瑞克斯人假定了一个前提，就是凡自己的故乡好的人一定不会往外面跑。显然得很，柯瑞克斯人需要学习一点初等逻辑。他们的这个前提是不能成立的。当一个人的故乡好的时候，他可以因恋乡之故不往外跑；也可以因别的缘故往外跑。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藉他往外跑这一事实来证明他的家乡不好。美国人觉得美国好，但是他们有些人还是要深入非洲蛮荒。这些人都自命优秀民族，但同时又被别人不承认所抵消。这倒是很有趣的现象。 但是，这种我族中心的念头，并不限于未开化的部族才有。许多文化古老的民族，或文化复杂的社区，甚至有文字的文化之早期，也有这类窄狭的世界观。维斯特马克接着说： 在有古老文化的民族中，我们可以碰到类似的感情和观念。中国人一出生便被灌输一种观念，说他们比一切其他民族都优秀。在中国人的著作里，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外国人”一词与鄙夷之词绞在一起，意即无知、粗野、顽固不化、低级的异邦，并且得依中国而活。照孔子自己看来，中国是“中朝”，乃“合诸大邦而成者”，“此诸大邦都在天之下”；在中国以外，只有未开化的和野蛮的部族。照日本人的观念看来，日本是上天创造的第一个国邦，并且是世界的中心。古代埃及人自认为一特别的民族，特别为上帝所宠爱。只有他们才可叫做“人”（romet），至于别的民族，则是黑人、亚细亚人、利比亚人，而不是“人”。依据迷执（myth）说来，这些民族都是从上帝的仇敌传衍下来的。希伯来的先知们常常提到亚叙人的民族骄傲。这事在楔形文字的铭刻上随处显然可见。亚叙人自称怎样聪明，勇敢，而且有力量。他们像洪水似的冲走了一切抵抗。他们的国王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而且他们的上帝是远在一切民族的上帝之上的。照希伯来人看来，他们自己的土地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流出牛奶和蜂蜜”，“乃一切土地的光耀”。希伯来人是上帝的选民。这些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有的人民，高于地上其他一切人民”。至于古代波斯，据希罗德特斯（Herodotus）说：“他们自认在一切方面远优于其余一切人类。他们认为别的民族，愈是住的与他们邻近，便愈优秀；反之，愈是住的离他们远，则愈是人类之中卑下的。”在这种时日，波斯君主的称号为“宇宙的中心”。要说服一个土著的伊士法罕人（Isfahan），要他们相信欧洲的任何首都比他故乡的城市好，为事匪易。希腊人把德勒菲（ Delphi）或德勒菲庙的一块圆石叫做“肚脐眼”或“地球的中点”。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和野蛮人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 既然许多文化都有我族中心的观念，可能是文化发展到古代形态的饱和阶段都难免如此。这种形态要文化发展到了现代的阶段才可消除。我们且看一七九三年乾隆皇帝复英国国王的来书： 己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曰：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人，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尔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赏、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论，并锡赉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段、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以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加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尊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懔遵毋忽。特此再谕。 这篇大作可以说是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作品。这篇作品的口气颇令人想到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高级享受。五 离隔和心性凝滞离隔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地理形成的；另一种是人理条件形成的。虽然，自然地理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影响到人理条件形成的离隔，但是二者究竟不是一件事。我们不难设想即令完全没有自然地理形成的离隔但是还可以有人理条件形成的离隔。在过去，自然地理形成的离隔较多，而且自然地理形成的离隔助长人理条件形成的离隔。时至今日，由于轮船、航空、电讯，及地球卫星等科学交通技术与工具之高度发达，自然地理形成的离隔在迅速失去作用中。可是，这并不必然意味人际由人理条件形成的离隔条件之消失。[26]东西柏林之间的一道围墙便是很刺目的说明。政治原因、民族情感、经济壁垒、观念歧异和国防理由，都是构成人理离隔的重大条件。铁幕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我族中心主义所构成的情感与价值之幕更是种植在文化分子心里的人理离隔。怀抱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者，对于“异族”的东西，即令近在眼前，他也以其“不如我”或“没有价值”而不肯吸收或虚心学习。塞门波（Ellen Churchill Semple）说： 一个民族具有……两种位置。一种位置是直接的。直接的位置是以其实际的领土为基础。另一种位置是间接的，或邻近的。这种位置是由这个民族与其最接近的国邦之关系产生出来的。第一种位置是脚底下的土地问题；第二种位置是这些人民同他们的邻居产生的问题. 第一种情形是单纯的地理问题，在交通技术和工具不发达的时代，一个文化因山川阻隔或大海横绝而少与别的文化往来。一个文化少与别的文化往来，便天然在相对的离隔状态之中。这种离隔即是前面所说的地理的离隔。古代的玛耶文化、印加文化、白种人未到澳洲以前土人的固有文化，都是在这种离隔之中。第二种情形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例如，越南和越北目前的“对立”，古巴和美国目前的“对立”。处于人为的对立状态中的文化，即令近在咫尺，也拒绝交往。这种离隔的情形就是邻近离隔（vicinal isolation）。 地球上的离隔状态可说自古已然，到现在并未消失。如果一个农业社会在书写相当发达并且交通频繁的现代世界还是停留在文字前期的遂生状态，并且跟外界不太交往，那末这个社会就是生存在离隔的藩篱里。从前的猓猓与汉人的关系便是这种关系。这种离隔状态极易衍致心性凝滞（mental immobility）。如果以游猎民族或海洋经商的人之心性作参考点，那末农村社会的心性是凝滞的，于是长年殊少变化。而拒变的伦范价值取向更有助于心性的凝滞。当着一个文化与别的文化之接触范围有限时，知识方面的贫乏及思想活动的易于定型是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一个群体的分子一辈子只听过一种言词，只读过一种经典，只看过一种样品，那末他将会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他所见所闻的那个样子。夏天的虫是不容易想象地球上还会有冰。正如绅·比文（ Saint-Beuve）所说，这类人只知道他们自己，而且只承认他们自己。这话颇值玩味。如果一个群体的分子在实际上不知悉新奇的事物，甚至连旧材料之新的安排方式也不知道，而只接触到一再重复的安排方式、固定的习惯，从自然界得到的暗示，以及历史和神话，那末其想象的天地之窄狭是可以概见的。像过去的澳洲、新西兰和非洲内陆等“禁地”，与夫中国往日云贵山区，是很难不落后的。 离隔的结果是文化分子常年只受到同质的刺激。文化分子常年只受到同质的刺激，于是反应不免定型化。文化分子的反应定型化，于是心性无法不凝滞。文化分子的心性一趋凝滞，于是不愿或不能改变其行动方式和思想路线，尤其是不愿撤销他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前提。当然，这并不表示他生来就是落后的，或保守的；而只是说长期的离隔和单调的刺激使人在许多方面形成固定的反应习惯。这种固定的反应习惯一经形成便衍生一种抗拒改变的倾向。所以，生活在比较离隔的文化里的民族很少有显明的和积极的改变其现状的欲望。不仅如此，他们不欢迎一个突如其来的入侵因素打破其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农村生活最足代表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并且衍发出一种“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这样的人生哲学回过头来又帮助心性凝滞。普遍的不识文字，这种情境有助于心性凝滞。 这样的社会对于发展出严厉的社会控制是一个有利的温床。当社会控制一旦建立起来，文化的固定性也就随之增长。于是，永恒不变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便被坚持固执。所谓永恒不变的形上哲学也滋衍出来。不变，是利于统治的。多利安人（ Dorian）心性凝滞，而爱奥尼亚人（ Ionian）则心性灵动。当柏拉图访问斯巴达时，看到多利安人因被离隔而心性凝滞大为羡慕。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国，主张人民与外界分开，把理想国封锁起来，不与外界发生关系。真人（homo sapiens），正像灰狼等高级动物一样，有领土和疆界的观念。享有土地便利的民族常用人为的方法来保持对外的离隔状态。非洲部族往往在村落附近设下陷阱以防入侵。切尔克斯（Cherkess）、苦尔德（ Kurds），及克夫尔（ Kafirs）这些山地人居住在难以达到的地方，并且对外来的人深闭固拒。西藏人把他们奉为诸神之神放在僻远的山谷里。这类情境可以防止外来文化之入侵，因此也就是利于保持自己社会文化的纯洁性。滇缅边境里的住民还保持着明朝服装并且操中原口音的语言。这类情境水到渠成地有利于各形各色的“愚民政策”之构成。社会文化因此政策所形成的固定不变的秩序，对于统治的维持是一个基本的便利。 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一般人在本性上究竟是趋向于抵抗变化还是喜欢变化？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了所谓“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科学上是很难解答的，也许根本就是一个拟似问题（pseudo-problem）。自来一般人和宗教家及道德家所说的“人性”是经过各种文化涵化染过了色的“人性”。没有经过这一番染色的“人性”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即令我们能够想象，我们的想象之本身还是文化涵化之产品--甚至我们的夜梦也是文化涵化的产品。[28]我们藉已经文化染色的想象来想象那已经文化染色的“人性”，就像戴上有色眼镜来看有色的东西。这怎样看得清楚它的“真相”？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的话，是无稽之谈。“人之初，性本善”之为无稽之谈，正犹之乎“人之初，性本恶”之为无稽之谈。“人之初”之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因为，在实际运作的技术上我们很难创造一个文化真空的情境，让受试验者生活在里面，因为，这个情境还是“文化的”情境。即令我们将受试验者分别放在地球上一切有代表性的文化情境里让他们平均地受到所有这些文化的涵化，我们所能求得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平均数而已。这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将一组人所受文化的涵化抽尽到等于零，然后求得“人性”的绝对值。依此，严格地说，一般人所说的“人性”只是一个假设或一组假设的性质。而宗教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人性”更只是从宗教和道德的展望孔里看的“人性”。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一般人在本性上究竟是趋向于抵抗变化还是喜欢变化”这个问题，如果要能解答，只有把它当做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才有实际的可能。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巴格哈（ Walter Bagehot）强调说，静止的状态乃人的常态。在历史上最大多数种族是不进步的。他所得到的资料显示许多文字前期的民族和准文字前期的民族极其固执地保持他们古旧文化的特征。因此，显示着高度的心性凝滞。柏拉雪（ Vidal de La Blache）说，在孤立的文化中，还是有某种进步；可是，过了一阵子，进步又变得疲弱无力。对这种文化，除非有外界入侵的因素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否则文化呆滞就取得优势的拘束力。可是，我们不能由此就下结论说，人是天生下来停滞不前的。欧格本（Ogburn）曾指明：“在某些情境中，人希望有所变动；而在另外的情境里，人不希望有所变动。 “无论怎样，最不利于文化变迁的情境是邻近离隔。一个民族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采取新的文化特征时所遭遇的内部困难常有非局外人所易想象的。文化呆滞以及与之相互滋衍的心性凝滞，并非所谓”国民性格“或”人性如此“的结果；而是文字前期的社会文化所常遭遇的特殊情境有以致之。我们试分析地观察所谓”原始文化“的一些个案便可明了这一方面的真相。 博斯指出，抗拒改变和孤立情境是相互关联着的。原有文化分子处此情境之中在情绪上厌恶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被外来力量换掉，也力保自己任何未假思索而发的反应方式不被搅乱。 我们亲眼看见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反射行为相违背的行为时，就激起我们密切的注意。如果要我们也接受这一新的行为，那末首先得克服这些强烈情绪的抗阻。[32]由此可见，凡足以引起强烈抗阻情绪的文化变迁，其进行的过程没有不困难的。生活在被重重情感与价值观念的铁丝网所束缚的邻近离隔中的社群里的人，他们长期不易滋生改变自己现状的念头，是不难想见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离隔之中的文化丝毫没有变迁。有变迁的，不过幅度恒常不大。它的变迁幅度通常只限于在社群的基本德目和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基本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诸因子所形成的基本情感所能容纳的范围以内。这个范围是有弹性的。但是，它的弹性有弹性极限。这一弹性极限也就是一个文化的适应极限（limit of adjustment）。外来文化的冲击如在这一适应极限以内，那末它所带来的文化特征就可被原有文化吸收；如在这一适应极限以外，那末不是引起原有文化抗拒，就是引起它内部的纷乱，甚至文化解体。同为适应极限，邻近离隔的社会与邻近开放的社会也不同。一般说来，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保持不变，邻近孤立的社会之适应极限比较小，而邻近开放的社会之适应极限比较大。例如，美国东北部工商社会的适应极限比西南部农业社会的适应极限较大。一个社会文化里未假思索的反射习惯愈是处于基本地位，则反应愈不易越出原有型模以外。在这种情形之下，特别从合于成规旧制的文化分子甚至对变迁有一种神话式的恐惧。站在这种恐惧背后的，是把古旧的和习见的事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赐与。在这些分子的心目中，有一种感情的光圈围绕前人留下的教言和制度。如果他们懂得历史，那末他们的历史天然是前人这些遗产的记录簿。如果他们懂得哲学，那末他们的哲学天然是替古圣先贤之教提供理由的侍臣。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里就是这种情形。 上列情形里加上家的作用，则血缘结构及其关系即容易滋蔓。在这种文化里，社会联系的组成主要地靠血缘。这样一来，其他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不是无从发展便是被切断，至少不能发生应有的功能。在传统中国，亲戚六眷一来，现代化的公司行号就开不好，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也形成不了，甚至一本现代化的刊物也办不出。血缘关系是原始的，是利害与共的，也是唯感情主义的。所以，血缘关系在发生它的功能时，常使人只问恩怨，不问是非；常使人只讲情分，不管对错。结果，这类人满脑袋盘算的都是人情方面的亲疏厚薄，满身缠绕的都是人事牵联，一天到晚小心留意的是人际的得失利弊。于是，心灵固蔽，思想停滞，因而新创无由。不独如此，血缘团体、传统的养育方式，大大地影响泡在其中的小孩之性格形成。这么一来，血缘团体及传统的养育方式替成人的思想和行为之合模性及齐一性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我们试看、、、”大老爷型“”大少爷型“”老太太型“”少奶奶型“、等等，”皇帝型“”王爷型“”林黛玉型“便知端底。我们再看宫中的、、”太后型“、”太子型“、”太监型“等等，可思过半。光绪皇帝之所以失败，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可是他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出格而不”合模“则是不可忽视的一端。在血缘结构里，如果有人不从合于其惯例，并且打破其联系，那末简直像剪断了脐带似的。在血缘结构中，对生物逻辑的适应力与生物文化的合模性之要求较之对任何别的社会团体之适应力的要求多得多。在联组社会中，契约关系是主导的关系。公司的契约一旦解除，经理与属员的关系即行终了。可是，在血缘渗透的社会中人际关系不是如此。他一朝做了你的长官，便永远是你的长官。父兄与子弟的关系之阴影在这一场合出现。于是，人的观念活动及情感一辈子被笼套在这个由上而下的架构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心性自然而然就被凝滞住了。被凝滞住了的心性是合模作用的现成园地；虽然后者也巩固（consolidate）前者。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里这种情形像空气般地存在。